任玉岭：将不忘初心作为产学研更好合作发展的纽带和保障

——在第九届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论坛的讲话

任玉岭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今天很高兴出席第九届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论坛。

会议安排我回顾下我们几十年来产学研发展与合作的成就和经验。我的回顾是挂一漏万的，希望对大家完成使命和担当能有一下启示和激励。

一、产学研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令国人瞩目，令世人震惊。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七十年的风雨和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全过程。

我小的时候，中国所有的工业品都是由国外引入的，洋烟、洋布、洋灯、洋油、洋车、洋火等，我历历在目。我的童年要帮母亲烧火做饭，买不到洋火，每顿饭都要用火镰撞击火石进行取火，因经常打不出火，要到别人家借火。

第九届中国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论坛在北京天泰宾馆召开

资料显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5.5%，重工业占其中的4.5%。党和政府为了改善民生，不断增强国力，于1954年以前进行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性建设，以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迄今已经完成了13个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工业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进入1997年，建国68年的时候，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5584.04亿美元，占到了世界的27.2%，达到日本的3倍、美国的1.6倍，是美日德三国的总和。我们有22个制造业大类位居世界前列，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占世界17.8%。使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转成了世界产业配套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大国。

这一伟大成就，就是产学研奋斗与合作的结果，没有产学研的快速发展，没有产学研的共同合作，就没有这一切。我国产学研的合作是有优良传统的，为了推进产学研的合作，在学校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响亮口号，科研战线提出了“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奋斗目标。我在读大学时，要到对口的工厂去劳动，熟悉生产的流程和需求。

我在科研单位，参与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对周恩来总理从保加利亚带回的620种葡萄酒，经种植挂果后，研究他们哪些品种适于做葡萄苗，要进行酿造、储藏和品尝的优选。至今葡萄酒行业的赤霞珠、雷司令、玫瑰香，都是那时选出的。像这样的研究，就是紧密与生产相结合的。完成研究后便直接用于生产，适合酿制的葡萄开始大量种植，优质葡萄酒的酿制工艺，马上进入工厂。

由我牵头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国家12年科技规划提出的57项重大任务之一的用发酵法生产味精的研究，交给天津工业微生物所承担后，由我牵头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探索的基础上，引用中科院微生物所菌种，按照工业化生产的技术指标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进行中间试验完成工艺流程。那时我26岁，我的团队达30多人，在天津化学厂、轻工业部发酵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的协作下，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任务。由轻工部、中科院遴选专家跟班审查，核对由投料到产品制作的全过程。又经多个部门、多所大学及多个企业的专家进行鉴定，评定为“味精技术的革命性成果”，建议在全国推广。最后国家科委印发了4000册，6万字的“秘密级”科技成果资料，又责成我们汇编了各种原材料制作技术，工业性生产流程和控制技巧，及多种中间品与最终成品的分析方法等，约25万字的内部资料5000册交给国家供有关省市共享，最后十年多的时间全国建起味精厂210家。在这一年多的研究与中试过程中，一些同志没有节假日，不分昼夜，困了睡在乒乓球台上，或是车间的楼板上，头枕砖头，铺的是报纸，盖的是工作服。实际发放9000本技术资料，一分钱不收，谁家建厂，还要去现场指导。这就是那时的产学研合作一起给国家作贡献的基本情况。

后来天津市为了去掉棉布上的棉籽壳残余，决定用细菌降解的方法。天津市政府组织了“天津的工业细菌战”，由我任总指挥，共有10个研究所和大学的人员并肩战斗，当时的南开大学，天津轻工学院、天津纺织大学、天津印染厂、天津织染厂、天津工业微生物所等都参加了会战。大家齐心协力，完成项目后，又各奔东西，谁也没有任何回报。

这使我联想到我们的两弹一星，从50年代调兵遣将，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我们的多少专家、军人、大学毕业生，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工作在极为艰难的工作环境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畏艰难险阻，通过数以百计的企业、学校和研究单位的合作，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成功，赢得了我国的国防安全。我还记得，在1961年到1976年这15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的工资制度是冻结了的，这么多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和大批解放军指战员在完成两弹一星的工作中，是有15年不调工资的。但大家没有要求，没有怨言。就连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老先生，他作为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二机部副部长，为原子弹、氢弹做出杰出贡献的他，文革后期，还经常自己拿上奶瓶到奶站排队取牛奶。我作为他的邻居，在中关村14楼前的奶站经常碰面，给他让位时，他从来不会接受。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和科学家挚爱事业、艰苦朴素、不为名利所累的科学家精神。

任玉岭在第九届中国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论坛讲话

迄今，中国的制造业已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千万吨的炼油设备，超临界的火电机组、核电工厂装备、高压输电设备，4000吨大型干法水泥、60万吨乙烯、30万吨合成氨、百万吨级钾肥生产线，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特别是高铁的机车及系统已成为“中国制造”的靓丽名片。还有液晶面板、通讯设备、大规模集成电路、数以万计超高的楼房建设、800万座桥梁、80万眼隧洞、载人航天、月球探测、量子通讯、北斗导航以及新近报道的高粘度石油开采和年产20亿斤巨型沙门鱼深海养殖网箱的投入使用等，都是产学研合作的产物。都是共产党领导下，产学研的多部门和广大专家不忘初心、同心协力、合作奋斗的结果。

二、对产学研要有问题意识和增强解决问题的紧迫感

对于产学研的合作促进，从九十年代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很清楚1994年，中国科学院在西颐宾馆就曾召开过全国的产学研会议，周光召院长点名让我到会上做了报告。进入新世纪，我又参与了中国产学研促进会的组建。那时需要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多部门批准，推进十分艰难，无奈下，我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找了70多名省部级的领导签名后，才得以成立。路甬祥副委员长任主席，每次会都得到很多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的支持和到场。但是，时至今日，产学研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由于时代的变迁、技术的换代和社会风气的演变，我们的科学研究、学校教育和企业生产既出现很多新气象，取得了前面提到的很多大成果。但是，又不能不承认产学研本身和产学研合作，特别是科技的成果转化等，都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并十分需要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感。

一是产学研工作者的家国情怀和信仰问题。我国现在产学研方面的条件大大改善了，无论是资金投入或是工作环境都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就我所知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在中关村成立时，所里一穷二白，为了解决研究装备，钱三强、何泽慧这样的大科学家还要到天桥附近的地摊上，去买一些可代用的材料和制品。我在承担国家攻关任务时，需要摇床，没地方去买，只好用硬纸片剪贴出模型来，请后勤的师傅为之加工。那时人们人们只有一个信仰，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贡献。而今天我们的研发投入已经接近2万亿元，占GDP的比例超过了日本和欧盟。我们一些大学的年投入高达七八十亿元，研究装备、教学设施，足以同国外相媲美。但是很多人做起研究和培养人才来，一心追求的是金钱和名利，不给钱不行，钱少了也不行，不给名不行，名小了也不行，成了制约我们科技、教育健康发展的瓶颈和绊脚石。

例如，网上热传的在北大、清华读书的各省市的状元们，有70%的名额在学业有成时，都到了美国。还有一些人从国外学成归来后，看到国内的条件稍有不满足或不顺心，就甩袖子而去。结果还怪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又如我们有些企业家，借用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环境赚钱发家之后，便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去，全家人向外举迁。像这样没有家国情怀，没有报效祖国信仰的人，做起事来，一定是私利当头、欲壑难填，这样的人多了，是不可能搞好产学研的开发，也是不可能搞好产学研的合作的。

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副主席齐续春同部分出席第九届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论坛的领导与专家合影

二是，研发、教育同生产实践两张皮的问题。我前面讲的“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的口号，现在很少去喊了。我们的一些教育，如前所述，因没有重视为祖国服务、为建设服务的教育，很多人才学成后流到了国外。研究工作也是一样，一些人想的是钱，是职称，为论文而研发，为学历而研发，为奖励而研发，这种现象广为存在。再加上一些研发单位，为了自己部门的升格，自己学院的地位提升。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唯奖励的管理泛滥，导致我们的很多研发工作出现了同生产需求的相脱节，形成了科技成果同生产实践的两张皮。

有些研发选题，只求容易成功，而不求实际应用。就像前不久做机器人一样，大家都创新扫地机，我家里一时间出现了两个牌子的扫地机，实际一点用处也没有。再就是有些研发课题，要达到实际应用，必须要使成果达到一定水平，就像桃子熟了才能吃一样，树上长出一个桃子容易，而保证桃子长熟，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很多研发不愿意做艰苦的工作，很多经济技术指标没达到，就报成果发论文。这也是研发与生产脱节的重要原因。我国很长一个时期科技成果转化率仅10%，远低于美国的80%，就是这样造成的。由此导致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是不能低估的。

三是，以论文论英雄和看关系配资源阻碍了产学研的进展。很长一个时期内，不论走到哪个科研单位，一谈工作成就就是发表了多少论文。尤其职称的评定更是以论文为依据。袁隆平前三次评院士没能评上，屠呦呦能获诺贝尔奖而不能当院士，都是以论文论英雄所造成。我也遇上一些人，为了能出几篇像样的论文，找关系，求发表。更有一些人搞假论文，抄袭，剽窃。有些人一代写论文为营生，就是因为代写论文有市场。国外有一个重要杂志，曾一次退回中国几十个人的论文，其中不少就是委托人在市场上代写的。

再就是靠关系配置科技资源，也影响了产学研的健康发展，在升官靠关系，上学靠关系，就业靠关系的大环境下，科研的立项与资源配置也卷入了关系的漩涡。跑部就“钱进”，有关系就有钱。研究所关系多，这个所钱就多，一个人关系多，这个人的钱就多。没关系的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要拿到科研经费比登天还难。我在有些方面参加过项目评审，有研究人员听说了马上打电话，在我拒绝后，他又找到某部的一个部领导来讲情，最后还是挤进了项目的承担岗位，得到了不斐的研究经费。有些人靠关系拿到经费后，便取得了经费使用权、分配权，自己甚至不干活就能在论文发表时排首席，没关系的研究人员，就像乞丐一样，向这些“有本事”的人进行乞讨，为别人出力、流汗。有一次参加一个项目的评论，我还看到过一个人提出一个很普通的管理学款课题，不仅在科技部立了项，拿了钱，而且在教育部、发改委、解放军等单位都立了项拿了钱。这种靠关系配置资源和锦上添花和花上垒花的做法，同前面以论文论英雄一样的有害，既不利于科技资源的利用和效益，也制约了很多科技成果的形成和涌现。

三、产学研的更好推进必须把“不忘初心”作为纽带和保障。习主席最近连续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和科学家座谈会。面对新冠病毒世界大流行和世界遇上的百年大变局，我们要搞好高质量发展和依靠14亿人民需求市场的国内大循环同国外循环的更好对接，习主席在这两次会议上，对我们企业家、科学家都作出了语重心长的寄语。他不仅希望“广大科学工作者，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而且说“企业家有祖国，优秀的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有崇高的使命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竞争方面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据此，我们的“三家会议”，在研讨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产学研的合作时，首先要学习和贯彻习主席这两个讲话的基本要求，要把不忘初心作为搞好产学研工作及产学研合作的纽带和保障。

第九届中国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论坛现场

一是要在科技与教育经费的使用上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要立足面向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配置好国家一级的科技资源和教育资源。并需坚持乡村振兴和发展两大战略对中国广大农村和更多欠发达地区加大科技与教育资源的配置。有钱才能赚钱，有钱才能发展，为此，就必须把国家更多科技资源配置到中国乡村振兴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的需求上。再就是一定要坚持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防止和减少拉关系、走后门，以此保证科技研发投入的更有效。

二要把好项目立项关，坚持科技成果的更成熟。一般来说，一项新科技新成果能否独立应用或取代原有的旧工艺，往往会有一个关键经济指标起作用。对这样的关键指标，在项目立项和评定成时一定要抓住，而且不能降低门槛。例如，我们的煤变油，因为煤便宜，油价贵，刚取得成果时，就开始大宣传，并建厂投产，神木的一个厂总理还去视察过。我作为一个老工业技术人员，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到神木调查时，向总工程师询问煤变油的转化率时，他告诉我是42%，我认为如此低的转化率，是对能源的极大损失。回到全国政协，我便进行了呼吁，后来因此叫停，转化率上升到80%后又再次投产。

这个40%的转化率，虽然工厂可以赚钱，但它使煤的燃烧值的56消耗在了转化过程中，这对我们的全局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像这样的研发水平，就是桃子没成熟，还不能算作科技成果，作为成果的评定就不能过早的肯定他和把不熟的桃子推向市场。

三要加强团队精神并做好中间试验。在当今时代，除了部分基础研究，是要靠个人完成外，多数发明创造和技术创新都需要有团队集体去完成，因此必须在产学研工作中大力弘扬团队精神。应用型创新研发，需要有不同专业，不同专长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更需要有不同的理念和认识，在交流碰撞中激发更多的思想火花。现在有些科研单位，受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一两个人一个课题，这是极不利于产学研工作，特别是研发工作的推进的。

再就是很多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完成后是不可能直接进入生产的，是需要孵化和进行中间试验的。为了搞好科技成果转化，需要设立更多的中间试验工厂，而且要分流研发经费，支持中间试验工厂的建设，并需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更多人才走进中间试验的岗位，搞好生产性模拟试验，以使科技成果更成熟，为成果转化作出大贡献。

四要做好创新驱动，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应用。互联网1994年起走进中国，26年来取得了巨大成绩，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而且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迄今我国数字经济已占到国民经济的31%，我国的数字经济已经从跟着跑到并驾齐驱，现在有些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不仅是今后长期的竞争焦点，也是我们产学研合作的引擎。我们的产学研要全力推进数字经济化和经济数字化，用好新基建创造的条件，把产学研搞得更好。

五要壮大风险资金，大力度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科技成果转化不是要壮大经济人，而是要壮大模拟生产的中间试验。在国外这一块的研发，是要靠风险资金支持的。苹果电脑、英特尔公司的电脑芯片、詹敏泰克公司的DNA重组产品的产业化，无不是靠风险资金支持他们的中间试验而取得成果走向大规模生产的。我们国家这些年风险资金有了一定的规模，但还远远不够。很多风险资金，实际是保险资金，投资方无把握、常常不撒鹰。现在需要改变这种观念，要解放思想，确立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思维，要有准备一些项目遇上风险血本无归，只有这样我们对研发项目的支持才能到位，我们成果转化才能取得大成绩。

六要借鉴韩国的“身土不二”精神，用国内市场提升创新水平。“身土不二”是韩国用了很长时间的口号，即韩国人要用韩国货。他们这一做法使他们的很多技术成果，利用国内市场，得到技术的提升和竞争力的增强。当年我们会做小轿车时，他们连汽车轮子还不会做，而在“身土不二”精神支持下，韩国的汽车制造业得到快速完善和发展。我三次去韩国，他们所有地方都是跑的韩国车，大宇、现代车就是在其国内市场支持下，得以完善后走进中国并将其生产线转让到中国首都北京的。

我们与之相反，很多企业以引进生产线的国家越多越光荣。国内的发明创造被冷落。正因如此我们大飞机制造延误了很多年。我作为政协常委调研沈阳、西安汉中、成都的飞机制造时，大家对我们民航只用外国飞机，不用中国飞机意见很大，认为这样，中国大飞机永远难发展。2005年，我在全国政协同栾恩杰常委一起提出造大飞机的提案后，2007年国务院批准了大飞机制造专项，2017年已开始试飞。我们今后还需要借鉴“身土不二”精神，支持我国大飞机的高水平、大规模生产和发展。

责任编辑：杨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