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

中国报道讯（作者朱康有）知行观，或者说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一个基本问题。知、行并提始见于《尚书》“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和《左传》“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从哲学上较为系统地反思了知行关系——关于认识的来源、求知的途径方法、验证知识的标准等问题，为秦汉以后思想家们的持续深入探讨奠定了基础。

明正德四年(1509年)，贵州提学副使席元山(席书)向王阳明请教：“致知”和“力行”究竟是一层学问工夫还是两层?阳明告诉他，知行本自合一，不可分为二事。自此，“知行合一”成为阳明心学一脉标举的重要哲学观念。此事发生在阳明37岁“龙场悟道”之次年，说明他已将求得的人道规律(所谓“良知本体”)与人生实践融成一片，并在其后事业发展之中得到不断运用和砺练。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进一步指出“知行相资以为用”，强调“行为知功”，“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尽管古代思想家对于知行的先后、难易、轻重、功用等具体关系问题上阐述的侧重点和得出的结论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肯定了两者“不可偏废”，“相须”“相发”，“并进而有功”。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中，对知行关系的探讨，主要是在人文道德领域里展开的;近代吸收西学之后，对此又有所拓展。孙中山提出“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这种观念乃是建立在民主革命实践基础上，且涵及对近代科学知识效用的反思。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并指导于国内的社会革命和改革实践，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好科学认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最出色的哲学著作之一《实践论》，其副标题即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表明，在“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明的“实践”特色与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的本质特征融合起来。《实践论》概括了人类认识过程的总公式，即“实践——认识——实践”，强调“两次飞跃”特别是“第二次飞跃”的重大意义，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较为圆满地解决了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关系问题。

历史一再地显示出，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层面的认知和科学理论，其产生是极为不易的，而有了科学的、普遍性的理论，也不等于一定能完全解决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行”产生“知”，从认知、理论再回到现实实践，有利益的交织亦有价值的交锋，涉及方方面面复杂环节。因此，知和行、认识和实践作为哲学认识论中一对深层矛盾，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两者的“合一”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步步需要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反对将两者割裂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斗争中，搞清楚了一般性与特殊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等关系，从“必然王国”不断迈向“自由王国”，近百年来驾驭中国社会一步步从“站起来”、“富起来”发展到“强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中，习近平同志从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等角度多次谈到“知行合一”，对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作出新的阐释，使之成为当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上，他强调党性修养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伸手必被捉”，“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知与行如何合一?习近平同志指出，“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他又进一步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查自己。”

毛泽东同志把“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并提，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改造世界”外向实践活动的丰富。中华人文理念非常注重对认识和实践主体本身的修养和改进工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显然深受此种内向实践文化的影响。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我们党“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相关资源逐渐成为必然——“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查自己”，我们对此不能简单理解为一般的自我反省、自我反思、自我批评，而要从“自我革命”的方法论高度去深刻认知。大量案件表明，知和行分离的后果就是，党内出现口是心非的政治“两面人”，对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这些人口头一套、行动一套，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清除出去”。王阳明为什么讲“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呢?革贼人之命当然不易，但自我革命更难，对自己下不起重手啊!古人讲“修身审己”，从哪里入手?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修己最重要是修政治道德”，言行一致体现在对党的忠诚上。王阳明认为，“天下之不治”，是由“上司之人”造成的，关键少数在整个政治生态以身作则具有示范效应;“致权也有道”，要把住权力的方向，用权要有使命、责任意识。习近平同志不无痛心地指出：“人类自我的欲望把自己推向覆灭。不少盛极一时的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能够鉴于前朝覆灭的教训，注意励精图治，注重反贪反腐，以争取民心、巩固江山，而到了中期特别是后期，往往奢靡腐败之风滋长蔓延，直至病入膏肓。”只有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清除害群之马，善于练好内功，经常打扫庭院，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才能为实现党和国家事业新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与其他实践活动不同的是，政治活动主要表现为统治者或执政集团带领社会大众为完成某种理想和使命而进行的组织性活动;领导核心必须带头践行自身倡导的理念和目标，引领所属成员以及社会大众来共同实施。习近平同志为什么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从自身做起，给下级带个好头”、“官当得越大，就越要谨慎”呢?我们理解，这里讲的“职位越高”越要“带好头、作表率”，就是要把知与行统一起来。

行胜于言。思想的力量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在行动的过程中才有机会获得成功、创造奇迹。行动起来，它的威力往往超过原有的想象，甚至能够突破障碍，超越自我极限。我们要“把思想转化成为行动”，因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讲求官样文章、主观臆断地瞎指挥的官僚主义，善于应付表态、做表面工夫的形式主义，都既无真知亦无真行，必须力戒。在选人用人上，既听其言、更观其行，“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总之，领导干部能否在“知行”上做到“合一”的政治自律，关乎我们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此处刊载的是作者原文。在5月1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时编辑对题目进行了调整，改为《从知行合一的角度要求自己》，字数压缩了近乎一半，并在后半部分的内容上作了修改。感谢编辑付出的辛劳!作者系中国实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杨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