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低迷期”到“冰河期”——收藏将无路可走？ 收藏怪现状的开解密钥：还珠于民 让收藏走向公益

   中国报道（作者 夯石） 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2015年对外发布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调查报告中称：截至2015年6月30日，2015年春拍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额为244亿元，同比下降27.2%，成交量同比下降40%，成交率同比下降12.89%。近些年，受宏观经济影响，艺术品市场一直经受着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的持续低迷期的考验。如今，这一“低迷期”依然毫无转暖迹象，且几乎面临着“冰河期”的到来。痛定思痛，是时候反思收藏界的一些痼疾和顽症了！收藏到底是为了什么？收藏家将要向何处去？！

业内专家指出：就目前的国内情况来看，艺术品的变现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依赖于传统的一二级市场。任何市场都要有良好的资金流动性才能有所发展，但由于近些年市场内外环境不佳，艺术品市场流动性差的问题愈发凸显出来。相对于其他资产配置，艺术品资产的唯一性、非标准化、缺乏权威鉴定和估值等等特征，阻碍了其价值顺利转化为现金流，特别是在市场价格难以保证公开、公平的时候，流动性就更加无从保证。相比一级市场，艺术品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更容易观察，比如各个拍卖公司每一季的交易“账单”，就能基本反映市场动态。然而，近些年的市场低迷，让原本相对较好的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也出现了严重困境，一批艺术品收藏者、投资者在面临行情低迷期的时候，同样也变得谨慎起来。

众所周知，艺术品不同于股票，收藏、鉴赏、学习、交流才是艺术品存在的主要目的。近年来，笔者经过大量样本调查和市场分析，发现国内中老年藏家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惑、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刚需：即手中的大量藏品既无法变现，也没有分享交流的平台，更找不到合适的归宿，而现有的各种媒介、机构均无法有效满足这一刚需。而更重要的是，笔者认为：收藏家必须要摈弃虚妄不实、远离封闭圈子、少些功利思想，以开放、兼容、文明、自律、应时的心态，走一条文化搭台、公益唱戏的自主创新之路，如此才能凝心聚力、共同革除当下艺术品市场和收藏界的种种痼疾和顽症！

10多年前，著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临终前念念不忘的是，他想捐给故宫博物院的最后的藏品，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拒之门外……当年，史老手捧“哥窑瓶”对着我说：“你把它拍下来，立此存照，时间会证明一切的！”那焦急、愤懑而无助的眼神至今刺痛着笔者的心。史老说年轻的工作人员上门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捐赠要求，不说真也不说假，令他非常郁闷，老伴担心史老犯心脏病一直劝他不争论、不生气。为了这事，史老还赋诗明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

在故宫博物院景仁宫捐赠文物纪念专馆的“景仁榜”上，镌刻着许多捐赠者的名字，史树青名列其中……据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故宫博物院累计接收的捐献文物就有近两万件，其中一级文物三百余件；全国五十余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0%以上为捐献文物……

史树青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收藏家不分大小，捐献藏品无论贵贱，保护和传承中华文明的心是一样的。”

2015年7月11日，一个酷暑难耐的星期六，笔者携妻女从南三环驱车赴海淀上庄翠湖敬老院，车里载着准备捐赠的藏品和满满的心意。刚上一年级的女儿坐在妈妈的腿上，把更多的空间让给大漆填金的一块木匾，尽管路途较远、车内拥挤，女儿却始终兴致盎然……

在北京市海淀区翠湖敬老院新落成的中国式“百老汇”门前，抗美援朝老军人、翠湖敬老院院长、83岁的王伟老师接过笔者精心绘制的巨幅彩墨画作《山河》，连声道谢，笔者也向王院长和酷暑中坚持工作的敬老院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敬意。笔者还向翠湖敬老院傅总介绍了此次捐赠的其他藏品：清晚期竹节纹帽镜、大漆填金木匾、马鹿头标本。

对笔者提出的“倡导健康收藏，让收藏走向公益”的设想，傅总表示非常赞同。其实中老年人玩收藏有四大益处：第一，趣味性。老年人退休后做一些心仪的收藏，摩挲把玩藏品，陶醉在奇珍异品中，能够让平实的退休生活变得充实起来；第二，知识性。收藏世界之大，无所不包。老年人的收藏可根据自身条件具体选择，可以集信封、集台历、集报纸、集酒瓶、集毛主席像章等，既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又有益于身心；第三，健身性。老年人玩收藏，属于高层次的文化娱乐范畴，使胸中常有一股清纯之气，振奋精神，其乐无穷。同时，对疾病的防治、身体的调养、心智的锻炼，以及人际关系的调节等都大有裨益；第四，理财性。老年收藏者一般是凭兴趣和爱好，坚持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一般到珍贵，循序渐进地进行收藏，同时还可以以藏养藏。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收藏者可以使财富得到保值、增值，给自己带来不少收益。

史树青先生曾任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收藏家》杂志主编、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导师等职，可谓名闻天下、誉满宇内，而“捐赠无门”竟成他的临终憾事，更何况普通收藏者为“女”寻“嫁”、为藏品找归宿的迫切而无奈的心情！

我想起史树青先生跟我讲过的大收藏家张伯驹、罗伯昭的故事。

史树青与启功、杨仁恺、徐邦达并称为我国“四大文物鉴定专家”。史老生前鉴定的文物精品不计其数，尤其是对孔望山的研究为世人瞩目。1965年，越王勾践剑出土，史树青作为最年轻的专家同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等大师同聚荆州，释读、破解“天下第一剑”。从业60年，史老鉴定文物达百万件，可以说为国寻宝、捡漏无数……

史老生前曾向笔者介绍说：“张伯驹先生在收藏界，无人出其右。为了收藏，他把名下的房产全部变卖了。像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等等，连他的女儿也只是听说过名字而已。”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用身家性命换来的118件文物捐献给国家，其中8件精品还获得文化部的褒奖状。谁知仅仅过了一年，他就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1964年，张伯驹将南宋《百花图卷》捐给吉林博物馆，第二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然而多年后，张伯驹却在病榻上向女儿、女婿说了这么一番话：“人生在世，爱国是大事，决不能糊涂，小事满可不必计较。”张伯驹先生还曾立言曰：“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史老还提到过罗伯昭先生，称他是“中国钱币收藏第一人”，罗伯昭生前曾有两次重要的文物捐赠：一次是在1957年，他将15247枚古钱币捐给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前身）；另一次是在1962年，罗伯昭又将自己珍藏的另一批钱币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他生前曾对家中孩子说：“我花了无数心血收藏，但是你们没有一人继承我的爱好，我的收藏，在子女手里就是废铜烂铁。把它们捐献给国家，就能得到永久保存。”

还有孙瀛洲先生，1956年，这位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一次性捐献文物达3940件。这种“一锅端”捐文物的壮举至今令人感到震撼。

2009年7月，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商志（香覃）先生去世，而鲜为人知的是：商家三代捐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捐献文物，捐献了两三千件给九家博物馆。商志（香覃）出生于北京一个学术世家，祖父为清末探花商衍鎏，父亲为中山大学著名教授商承祚，捐献文物是其家族传统。

最近，有几张大收藏家樊建川的“不雅照”爆红网络，这位十几年中将20亿元身家倾囊而出、誓言要建一百座博物馆，承诺死后将其全部捐给国家，还要把自己的皮制成鼓继续为博物馆赚钱的樊建川，竟然像刚进城的民工一样在重庆火车站席地而坐候车……樊建川的“极简生活照”也是大多数公益型收藏家的集体写真——一年到头省吃俭用，背负冷脸和白眼，对自己、对物质享受“抠”到极点，而对收藏却大手大脚、“挥霍”无度、败家舍业，风风雨雨、孜孜以求几十年，一颗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心至今不改！一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痴心至今不改！一颗让中华文明传承不衰的雄心至今不改！以樊建川为代表的这些公益型收藏家共同构成了当代收藏界的精神坐标，他们的“上线”是张伯驹、罗伯昭、商承祚、孙瀛洲等前辈大师，他们的“下线”呢——

如今，有些人拜金、拜权、拜物、拜利，就是不拜文化、不拜先贤、不拜良知，待在树下乘凉甚至骂娘的人太多了，肯于播种奉献、知恩图报的人则少之又少……

其实，让收藏走向公益，让收藏有益身心，每个热爱收藏的人都可以做到！

夯石简历

夯石：本名张琳，祖籍山西洪洞，1969年生于北京。现任北京广播电视报社编委、《北广人物》杂志编辑部主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第八至第十五届北京杂文奖组委会委员等。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在数百种报刊发表杂文、小说、随笔、专访、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1000余万字，曾荣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一等奖，首届北京法制新闻奖一等奖，及北京新闻奖、北京杂文奖、首届网络文学经典文学大奖等百余项，数百万文字被全国报刊、网络广泛转载。 

曾从事广告策划工作，1994年起相继为中国联通公司、河南焦作国家一级水泥企业、北京绿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进行全程广告策划及CI设计，并为多家企业成功设计注册商标；1996年后在多家报刊开设杂文、随笔专栏；1999年至今供职于北京广播电视报社；2000年起，担任多部电视剧及大型晚会、专题节目的策划、撰稿；2001年赴俄罗斯参加申奥越野远征活动，担任撰稿出版画册《亲历远征》；2003年8月主编杂文作品集《娱乐怪现状》；2015年，多篇力作入选《新世纪杂文选粹》等书籍……

责任编辑：小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