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起义风云

文/李学文(江西省宁都县人大常委会)

(一)火种初燃。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收编了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余部，并给了第26路军的番号，由孙连仲任总指挥，下辖3个师6 个旅2个办事处1个新兵训练队1 个炮兵营，其中董振堂任旅长的73旅和季振同任旅长的74旅是主力旅。全路军共4万余人，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主要是26路军总指挥部直属队和第25师、27师共2万余人。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刘伯坚、方仲如、陈延年、宣侠父、刘志丹、邓小平等数百名共产党人都先后在这支部队工作过。革命失败后，一些暴露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得不离开部队另谋出路，没有暴露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潜伏下来，如刘振亚、罗亚平等。刘振亚还与河南军委保持着关系。1931年2月国民党第26路军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围剿”红军，第25、27师共6个旅深入宜黄、乐安等苏区腹地，1931年5月进至乐安县东南地区。5 月下旬，高树勋的第27师进到永丰县的中村时，遭到红军的突袭，27师1个旅被全歼。27师余部和正向南行动的25师缩回到宜黄一带[ 出自《江西党史资料。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第23 页(旅长王恩布被捉，团长王广田被毙)]。1931年7月上旬，蒋介石纠集30万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中旬第26路军进至宁都县北部的东韶、洛口地区，7月20日被蒋介石逼入宁都县城及附近地区。宁都县城三面都是红色苏区，只有往北去南昌的方向是白区，但这条退路又被国民党的嫡系朱绍良部堵死。中村的败仗、北方官兵对南方气候的不适、军官的贪腐，部队上下怨气一片，恰逢这时疟疾、痢疾在部队大肆流行，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官兵情绪低落，都认为继续留在宁都要么被红军打死，要么被疾病拖死。给26路军的秘密共产党员开展活动创造了条件。7月中下旬，共产党在第26路军的秘密组织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刘振亚任书记，袁血卒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同时成立官长党员支部、士兵党员支部，隶属于特支。刘振亚兼任官长党员支部书记，李青云任士兵党员支部书记。

进入苏区后，第26路军秘密党组织得到较快发展，在宜黄发展了李屏仁、73旅中校参谋杨金镗、上尉执法官王宏文和学兵连教官李青云、73旅学兵连战士王幼平及赵洪志、杨艺林、张时清、刘静生、霍万仲等入党，潜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罗亚平也接上了组织关系，原入过党的柯植表明愿意做党的同情者。特别是到宁都后，秘密党组织活动更加活跃、频繁，也加快了党员的发展步伐，先后发展了79旅2团特务排中士班长田玉珊、二等兵李春华，74旅学兵连中士班长吕志进，总指挥部执法队王振铎、孙步霞、杨履元入党，确定了王鸿章、耿万福、刘向三、张燕南等为入党积极分子。发展26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入党，特支特别慎重，继在宜黄讨论两次后，1931年9月在宁都，特支又专门研究赵博生的入党问题，特支讨论认为，赵博生人正直、勤俭、不贪财，受过革命的影响，信仰刘伯坚，对现实不满，倾向革命。特支决定由王超写信试探一下赵博生的反应，信写好后，把信夹在书里，交给罗亚平趁工作之便放到赵博生的书桌上，如赵博生接受信中主张就公开党的观点，如迟疑不决，就不即不离，如出问题，罗亚平就逃往苏区或作好牺牲的准备。通过试探，确定了赵博生是真心革命。王超亲自找赵博生谈话，罗亚平做入党介绍人，报告中央后，中央很快批准了赵博生入党，为宁都起义成功举行奠定了基础。

(二)兵暴前夜。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如一声惊雷，震动了被困在宁都城的第26路军的官兵。从官长到士兵都在议论着，作为军人，扛枪干什么，困在这小县城，只有死路一条。不少中下军官都偷偷地跑到总指挥部和各旅团电台上去收听新闻广播。特别是听完日本广播播报的战况，又听到南京中央电台播发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演说，官兵们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回到北方去打日本鬼子。孙连仲也看到军心不稳及蒋介石利用打红军来消灭异己的险恶用心，他也想把部队拉回北方去，而抵抗日军的侵略是最好的理由，于是就给南昌的蒋介石发电报，说26路军的广大官兵强烈要求回北方去打日寇，保家卫国。他知道蒋介石是不会批准的，还没等回复，就命令全路军撤离宁都，向北激进，可只走到宁都以北的石上镇湖岭村就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严令部队回防。退回宁都不久，总指挥孙连仲和27师师长高树勋就借口到后方休养治病去了。孙连仲走之前还把25师师长的职务给了75旅旅长李松崑，并让他代理总指挥。这大大出乎广大官兵的意料，75旅减员最多，战斗力最差，李松崑的个人能力和威望也都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之下，部队议论纷纷，军官怨气冲天，特别是季振同十分不服，明的不参加李松崑的升职宴。这样军务实际就交到了赵博生的手上，这为26路军内的秘密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创造了条件。

11月底，王超奉命回中央军委汇报工作，到达南昌，不知道接头关系被破坏，误将26路军党的领导名单和两份决议交给了敌人。12月5日，蒋介石南昌行营发来“十万火急”电报，命令第26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3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送行营惩处。罗亚平首先看到电报，及时报告了特支书记刘振亚。刘振亚组织特支开会研究这一变故，大家估计是王超在去中央军委汇报途中出了事，但肯定没有出卖党组织，否则要缉拿的就不只是3 个人，首要的应该是赵博生。会议决定提前组织暴动，初步拟定了两个方案，一是以73旅和总指挥部为中心的局部暴动，二是争取74旅也参加的全部暴动。商定由赵博生做董振堂和季振同的工作;妥善应对南昌行营缉拿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命令;由袁血卒去苏区向红军总司令部汇报;刘振亚、王铭五、李青云做好暴动的准备工作。为了落实这些意见，决定由刘振亚、袁血卒找赵博生商量对策。

就在刘振亚、袁血卒和赵博生交流意见的时候，南昌行营又派飞机送来落入敌手的党组织对26路军活动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以及蒋介石彻底清查第26路军内的“反动分子”的手令。为了敷衍南昌行营，赵博生要罗亚平拍去了“遵令即办”的电报，并拟就了一份南昌发来的假电报：“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赵博生带着这份“南昌行营电报”去找董振堂。董振堂看完电报，说道：“看来蒋介石要对26路军下毒手了。”赵博生借机说道：“绍仲(董振堂的字)，现在情况紧急，蒋介石要消灭杂牌军，心狠手毒，言出法随。我们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董振堂正为73旅南昌留守处被行营查抄而气愤不已，说道：“恩溥(赵博生的名)，我的心同你的心一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决不食言，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赵博生借机说：“联合红军，北上抗日!”他提出以73旅为主，争取74旅一起起义参加红军的想法。董振堂对他的想法并不感到吃惊，他本来就有抗日救国的思想，平时就倾向革命，多次私下联系刘伯坚。董振堂对以73旅为主举兵起义表示同意，但对争取74旅一起行动没有把握。赵博生给董振堂分析了季振同的思想和当前26路军所面临的处境，他说：“有我们两人一起做工作，季振同会同意的。”他们找到季振同，此时季振同还在为自己没当上25师师长生着闷气，本来早就有脱离“内战前线”之心，联名通电要求回到北方抗日受阻后，心里一直有气，正在谋划着如何把队伍拉回到北方去。看完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什么进剿不进剿，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未知二位有何见教。”他俩一听，心中暗喜，接着三人就商议联名给红军去信准备起义参加红军，商定派73旅参谋郭如岳去红军总部找刘伯坚老部长。

赵博生向特支汇报了做董振堂和季振同工作情况后，指示袁血卒赶往瑞金向总部汇报组织暴动的情况。袁血卒当晚就出发了。到了宁都固厚，因没有路条被赤卫队抓住。他反复解释，赤卫队员就是不听，这时他急中生智，唱了一段《国际歌》才给他松了绑。彭湃县(今属宁都县)委书记霍步青给了他一匹马将他送到了瑞金。袁血卒走后的第二天，郭如岳带着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的信也向瑞金出发了。12月9日，他俩都从瑞金回到了宁都。袁血卒带回来了中革军委的指示信，信中明确：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起义;假如不能全部起义，则以73旅和党员能掌握的其他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如果是局部起义，凡是暴露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立即随起义部队离开宁都到苏区来，未暴露的同志则继续隐蔽在26路军开展工作;派红4军在宁都东北20里的会同地区监视蒋介石之嫡系部队，以便相机策应起义;中革军委派出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联络指挥;起义后部队改称红军第16军，由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赵博生互推领导人，行动要机密，起义的时间定为12月13日晚12时;起义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宁都地主反动武装头子严维绅、黄才梯逮捕起来。郭如岳带回了刘伯坚热情欢迎的信。特支立即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革军委的指示精神。会后赵博生找董振同和季振同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指示和传阅了刘伯坚的复信，并共推季振同担任起义后的领导人。这时得知第26路军的2万套冬衣、11月份的薪饷和经费到了广昌。为了这批物资经费和更好推动起义，季振同建议起义推迟一天，起义后要升格部队建制和番号。三人又商量再联名写信给刘伯坚。赵博生向特支汇报了季振同的建议。特支决定再派袁血卒前往彭湃县向联络的中革军委代表汇报。他们三人的联名信由74旅1营营长卢寿椿送去。中革军委同意起义推迟一天，起义后部队改编为红5 军团，并委任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13 军军长，赵博生任红5 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任第15军军长。

13日晚上，特支在73旅召开暴动的行动会议，赵博生、董振堂、李青云也参加了。会议决定，14日黄昏，全城换岗哨，赵博生以请谈话名义捉拿靖卫团团总和伪县长，以执行南昌行营“进剿”为名，在总指挥部召开团以上主官会议，并备酒菜招待，在会上宣布起义与解决反对起义的军官;李肃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慰问伤病员，宣传联合红军抗日的大势;王铭五负责写和张贴宣传标语;孙步霞负责在总指挥部协助赵博生解决反动军官，并以鸣枪为信号，示意全部行动一开始就破坏电话线，并在街上检查巡逻各部行动;董振堂率特务连扼守总指挥部与74旅的中间地带，以取得多方面的联络与配合，准备策应对付意外的事变，并负责收拾贾团;季振同负责自行挑选人员组织突击队警戒城西、北门，解决李松崑第25师师部与控制第27师无线电台，并派手枪队1连警戒总指挥部;李青云带领其学兵连一部分控制第25师电台，并警戒县城的东大街与小东门一带，做董振堂的机动兵力。郭如岳率领学兵连一部分控制总部电台。刘向三率领总部执法队部分人员协同73旅学兵连解决总部监视台(即蒋介石的特务电台);刘振亚率其特务排，控制抵达苏区的交通线;赵博生以私人关系争取边章五(起义前不久调任75旅参谋长[出自《宁都起义》第27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主编曾庆圭，《回忆宁都起义》第86页之苏进的回忆录《从黑暗走向光明》也载“边章五是七十五旅的新任参谋长”，“和董振堂是邻县同乡”，要他掌握七十五旅起义，人民出版社。但同一本书第33页，袁血卒回忆边章五“是八十旅参谋长”，赵博生要他掌握八十旅起义。])，掌握其所在旅;袁血卒以师生关系争取第27师参谋处长王鸿章，掌握79旅。一切安排就绪。

(三)迎接黎明。

大家都按特支的安排做好自己手头上的工作。14日下午2时，季振同召开74旅全旅营以上干部会议。他向与会人员讲了当前中国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和作为军人不能保家卫国的耻辱，突然话锋一转：“国民党蒋介石不让我们抗日救国，我们就绕道广东，再打回北方去。”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了，异口同声说：“听你的，打回北方去!”他立即按照原先和赵博生、董振堂、黄中岳商定的部署布置具体任务。就在季振同开会的时候，赵博生也在交待任务，他拿起电话通知总指挥部特务营营长：“下午4点74旅手枪队接防总指挥部的警卫，你们在驻地待命，另有任务。”接着按预定的方式拘捕了伪县长温肇祥。黄昏时，全城戒严，新换岗哨，切断通往城外的电话线，起义组织人员进入预定位置。大概6点钟，天渐渐暗下来，除第25师师长李松崑外，其余留在宁都的团以上军官都到总指挥部参加“紧急会议”后的“宴请”。团以上军官坐楼上，赵博生亲自招呼他们入座。旅、团以上军官的卫士坐楼下，由副官柴登榜和特务排的负责招呼。楼下就座的军官卫士身边被插花地坐着74旅1团3营特务排的战士，柴登榜用手拍抹了一下嘴，这是楼下动手的暗号，战士们立即用枪顶住了那些卫士的腰，并下了他们的枪。楼上赵博生招呼他们先喝酒吃菜，等下再说正事，军官们也有说有笑，气氛热烈。8时左右，赵博生站起身来，严肃地对大家说明当前中国的形势和26路军的处境与出路，应广大官兵的要求宣布起义参加红军，回北方抗日去，赞成不赞成的都当场表态。他用酒杯往桌上一击，这是预定的信号，负责警戒的74旅20多名战士在焦连长的带领下冲向二楼宴会厅，一个战士过分紧张，扣动了手里的冲锋枪，枪声让军官们一惊。73旅的郭道培、79旅的李锦亭、80旅的王天顺3名团长拉开侧门跳下楼想逃跑，宴会厅气氛立即紧张起来。赵博生大声喝道：“不许动!”孙芳贵、张博泉立即把几名反对起义的军官捆了起来，跳下楼的3名团长也被擒获。他们缴了这些军官的图章，并以他们的名义下达集结待命的命令。与此同时，1营营长卢寿椿带人去苏家祠堂25师师部拘捕李松崑，并和25师师部警卫人员发生枪战，两名战士当场牺牲。在少将副官长赵志奇的劝说下，卢寿椿他们才进入25师师部，只是李松崑早已翻墙跑了，还带走了驻宁都县城以北的石上镇的一个团。解决了总指挥部的问题后，赵博生命令孙步霞向空中打了三枪，发出部队起义的信号，随即和季振同等回到74旅部，指挥全城部队行动。终于第26路军2个师共6个旅和总指挥部直属队，携带2万多件武器胜利举行了起义。

12月16日起义部队到达宁都固厚，被授予红军第5 军团称号，委任季振同为总指挥，萧劲光为政治委员，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设3个军，编制是：第13 军，董振堂兼任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第14军，赵博生兼任军长，黄火青任政治委员;第15 军，黄中岳任军长，左权任政治委员。从此，红5 军团成为红军的一支雄师铁军。

李学文：江西宁都人，曾用笔名欣儿、宁欣儿、南风。江西省作协会员、赣州市作协会员。诗歌三次获全国性的奖，小说散见《解放军报》《江西日报》等副刊和《鸭绿江》《奔流》《青年文学家》《名家名作》《椰城》等，诗歌散见《诗歌报》《星星诗刊》等。《一起奋斗在脱贫路上》(词)获赣州市征歌一等奖，《山乡老表心中的歌》(词)获江西省村歌大赛二等奖。曾获赣州市组织部门调研课题一等奖、江西省组织部门调研课题三等奖、中组部党员电化教育课题一等奖，两篇文章中组部内参刊用后中央领导作重要批示。出版《雄师铁军——宁都起义将士录》《宁都客家俗语故事》等。

责任编辑：杨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