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意志力

文/熊春锦

2020年以来的一场新冠疫情，对人类的自我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在这场全球性的大考验当中，东西方社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应对方式，取得的成绩也表现出鲜明的反差。中国虽然是疫情最早大规模爆发的国家，但是依靠国家和民众的共同努力，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蔓延，恢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成为2020年世界上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集体意志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激活和发挥，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事实提示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引导这一基因的释放，对于我们克服前进路上的诸多障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集体意志力

“人类生命具有群体共生性，集体意志力是指每个人生命基因中群体自觉性的既定目的，并根据集体目的来支配、调节个人的意识与行为，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集体目的的品格、品质与品行。”[ 熊春锦著《东方治理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 P125-135。]

集体意志力是镶嵌在基因中的记忆与能量，是对个体意识和意志力的规范与制约。根据能量的大小，可判断出一个人的意志力是薄弱的，还是强大的;是发展良好的，还是存在障碍的。集体意志力是规范个体全部精神生活的自然导向，而正是这种精神生活，在引导着行为的方方面面。当人们善于运用这一有益的力量时，就会产生决心而指导行为;而人有决心就说明意志力在起作用。人的心理功能或身体器官对决心的服从，正说明了意志力存在的巨大力量。

集体意志力与群体意识的区别

集体意志力与群体意识不是同一平面的概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意识只是个体意识的对立面。而集体意志力，是集万有为一体，符合“道生之，而徳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 《老子·德道经》，熊春锦校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9年版。本书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进行校注和释读，将《道德经》正名为《德道经》。本文所引用的《老子》经文均引自《老子·德道经》。]这一自然规律，是指基因中既定的正道、善道、德道与大道的最终目标。

自古以来，道德既是世界各民族，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各家学说、各个学派的总归属和最高境界。纵观小小的地球村，无论哪一位村民、任何民族、任何地域，他们的文化之根都必然归结到道德这个最高峰之上。离道失德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现象，自古而有之，这一点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指出的：“是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淳朴道德高峰的堕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这一论断实际上说明，两千多年以来，我们是逐步地与道德渐行渐远，离开了德道与大道这一道德根文化的本源，而且善道迷失，普遍在正道与谬误中长期浮沉挣扎。

人类在离道失德以后，随着私与欲的膨胀增强，基因中的这种集体意志力被侵袭和腐蚀，失去唯一性而被分解成多种层级和异名。例如民族群体意志力、国家群体意志力、宗教派别群体意志力、政党群体意志力、团队或事业群体意志力、血缘宗亲群体意志力等异名同类。这些群体意志力距离基因原生态的道根德本的目标定位相距甚远，落差层级性明显，难以全面展开和发挥基因中以德与道为目标的集体意志力能量。因而难以像天地的运化那样天长地久，只能发挥作用于短期，各种群体意志力只会存在于一时，便弥散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与各种群体意志力相对应的，是狭小而局限性较强的个体意志力和家庭意志力。个人与家庭的意志力，具有强烈的私欲烙印，与各种群体意志力存在着能量的非兼容性。中国古代的圣悊[ 《汉书·刑法志》：“圣人既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们早就洞察其中的因果关系，因此，东方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以道德文化为主导，建立血缘宗亲文化的地域。

血缘宗亲文化的原生态，是以尊道贵德为核心、为中轴，将个人和家庭意志力的小私与群体意志力统一、提升的文化机制。对此，我们仍然可以从每个血缘宗亲的族谱排序文字中，发现这种文化教育存在的客观性。敬天爱地的目标，其本质就是从群体意志力上升为集体意志力，从而激活基因中原生态的回归德与道的终极目标;而其他层级则是群体意志力，是突破私我小家意识束缚的必然需求。

人类丧失集体意志力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老子曾经精辟地揭示个体意志力与集体意志力之间的天壤之别，以及彻底改变的办法。他指出：“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德道经》第二十章《治邦》]这段话中，老子一连运用四个“我”字，凸显出小我私欲对生命基因中的无为治理和集体意志力的束缚性和屏蔽性。这个打上私与欲烙印的“我”，存在着主体和客体之分，小我私欲就是在生命体内破坏无为治理与泯灭集体意志力的关键因素。小我的后天有为，小我的浮华躁动，小我违背天道自然法则，不守度、数、信而举事的行为，小我的欲望意识，不融入群体意志力和集体意志力的更大能量场中，无论是修身还是治世，全都必然乱象丛生，难逃困厄危亡。

智识与意识中的私欲小我，是无为治理与集体意志力释放而发挥作用的最大障碍。只有通过“修之身，其德乃真”[ 《德道经》第十七章《善观》]的修身明德实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德道经》第六十九章《昆成》]的层级次第性求证，去私立公，去个体意识，立群体意识，才能重新唤醒无为治理和集体意志力的基因记忆，全面恢复对生命的无为治理;生命内环境才能产生和出现正道生、善道立，进而同于德与道的根本转化，而且通过集体意志力能量的释放，实现修身与治世的最佳效果。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涌现出了非常多的集体意志力被激发的典型事迹，其中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就是典型之一。在短短10十天时间里，从工程设计起步，建起一座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架设箱式板房近两千间，接诊区病房楼ICU俱全的“战地医院”，创造了人间奇迹。火神山医院的建造使用，不止为武汉决胜新冠疫情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而且在启动、建造以及投入使用的整个过程中全面激发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力，唤起了人们的正善良知，对美好的向往，正是这种集体意志力才是奇迹的创造者。

小我化归于群体中，如同江河之水终归大海，私化入公是一种群体性共同存在的本能，个体离开群体则无法发展。“不以其无私与?故能成其私。”[ 《德道经》第五十一章《无私》]看一看蜂群王国的无为而治以及群体意志力，看一看牛群、羊群乃至狼群的生存法则，就能知道人类的群体意志力差距在哪里，集体意志力是如何丧失的。人类放纵欲望和贪私将生命本性中的无为而治全面进行压抑，将生命本能中的集体意志力转化成私我小欲而唯我独尊，阴意识霸治自迷，从而严重障碍社会健康正确地发展，长期内耗互斗，在兴亡周期律中浮沉而没有出路可寻。

集体意志力需要“正善治”式地激活

集体意志力是万物基因中的本能，群体意志力是回归集体意志力和无为治理的自然过渡。回归德与道的集体意志力具有唯一性;但存在不同量级、特征的私与欲的群体意志力，却具有必然的层级性，只是将小我升级成为“我们”的群体性。《黄帝四经》中指出：“审察名理终始，是谓究理。唯公无私，见知不惑，乃知奋起。”[ 《黄帝四经》，熊春锦校注，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版]所奋起的就是基因中的集体意志力的能量释放，它具有无比强大的动能与创造力。

人类社会长期客观地存在着个体意志力、群体意志力、集体意志力三种推动事物发展以及发挥创造力的能量。但是，个体意志力如果不具备少私寡欲的特征，以及融入群体意识内，则并无价值和意义。群体意志力是私欲型个体意志力能量的拮抗剂和溶解剂，也是基因中集体意志力能量释放的激活剂。群体意志力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和创造力，这种能量同样具有用之正则能为人类造福，用之邪则是人类灾难的双重性。

人类社会在20世纪中，东方出现毛泽东，曾经将群体意志力发挥到极致。他将推翻三座大山、翻身求解放确立为群体意志力的目标，这一目标虽然并非基因中原生态的无为而治和集体意志力的回归道德目标，但是这一既定的群体意志力目标已经远离小我私欲的狭隘目标，基本符合万物基因中的集体意志力释放的需求条件，从而使国民基因中的集体意志力本能被唤醒，群体意志力的能量强势喷发，为其所用，因而也就创造出了人间的奇迹，使一个新中国从此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其中，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伟大的长征，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长征跨越了中国十五个省份，转战地域面积的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长征翻越了二十多条巨大的山脉，其中的五条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长征渡过了三十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长征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那片人迹罕至的湿地面积几乎和法国的国土面积相等。而更重要的是，在总里程远远超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始终处在数十倍于已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遭遇的战斗在四百场以上，平均三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除了在少数地区短暂停留之外，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但要与重兵“围剿”的敌人作战，还需要平均每天急行军五十公里以上。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姿态也是一样的。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战士，官兵如同一人的根本是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他们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他们激情万丈、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每一个红军所认同的理想牺牲生命。[ 《长征》(修订版)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在西方世界的德国，曾经出现魔星希特勒，他将“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全民族的群体意志力目标，激活国民的群体意志力能量，将群体意志力发挥到一时无人能敌的水平。由于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功冲昏头脑蒙蔽心智，希特勒悍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既给世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也给德国社会民众带来巨大的苦难。而且，世上也不乏违背人性的本能，抛弃道德规范的制约，误导人们为私、为发大财而生存，激励私欲型的个体意志力释放，摧毁群体意志力，结果造成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滑坡、贪腐遍地而难以收拾纠正的案例。由此可见，无论是小我私欲的意志力，还是群体意志力，一旦缺失道德的制约，背离尊道贵德的自然法则，则对人类而言都是灾难，并非福祉。

《德道经·治水》：“予善信，正善治，事善能，蹱善时。”人类最佳的治理学，离不开老子揭示的“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绝学无忧”[ 《德道经》第六十三章《朴素》]的法则。如果将治理的根本准确定位在德和道的终极目标上，符合“道生之，而德畜之”的基因本性，并且社会达成共识，使生命中的集体意志力的能量全部释放，那么必然具有摧枯拉朽的强大势能和强大无比的创造力。无论是用之于修身还是治世，都能产生深根固柢、长治久安的必然效应。

而且，个体意志力也就会自然地溶解于群体意志力之中，未炼己而已经炼己，未去私而私消，实现老子所言的“芮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与?故能成其私”的神奇效应，使“少私寡欲”变得轻松而自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群体意志力成为社会共识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道德民风就是强力实证。

如果集体意志力的释放与“无为而治”并行不悖，每个生命基因中的个体能力也就能够完全释放出来，如《大学》所言“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达成无为而治，就会表现出德才兼备的不同个性，每个人生存与工作的定位也就不会迷失方向。只有“受命于天”的基因任务清晰，“定位于地”的群体意识职责明确，才会出现物尽其才、人尽所能而自然有序的社会状态。执行、管理、决策人才因德才的不同而各配其位，各当其位，也就具有自觉性与自律性，从而与藏私挟欲的自以为是告别，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宗亲文化治理与集体意志力

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经历了道的皇治、德的帝治、仁的王治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变迁。古代的圣悊们早就洞察人类的治理必定会因为欲与私的逐步膨胀而离道失德，与天地日月的自然规律和秩序渐行渐远，丢失无为而治与集体意志力，因而为了防微杜渐，在人类构成社会的早期，就在治理学中建立了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体制，这就是宗亲文化。

宗亲文化在世界其他地域并不存在，或者早就熄灭于历史的长河中，唯独在中国却一直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之初。圣悊们深知生命基因中的无为治理系统与集体意志力，在无为治理系统方面，只有通过道德修身实践才能真正维护而不会衰退;而集体意志力基因释放，则需要必需的外在环境才可能透发。家庭虽然是社会的细胞，但是家庭却只是个体“私”与“欲”的放大版，对集体意志力的释放与形成具体束缚性与屏蔽性。人类的家庭并不像蜜蜂王国那样完整地具备使无为治理与集体意志力完全释放的环境和机制，单个家庭中的生与养是单向循环，在家庭里必然会自然产生人我之分，平等性、互利性具有不确定性。而家庭与家庭之间又会产生家庭与家庭之分，乃至于整个社会都处在一个个家庭各自独立发展的状态，基因中集体意志力释放所需要的群体大环境，很难在以每个家庭分散活动的状态下形成。祖先中的圣悊们通过修身明德，掌握着其中的因果关系，因此在社会结构形成的早期，即黄帝时期，就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姓氏文化。

姓氏文化又称之为宗亲文化。宗亲文化是避免个体意识孤立或者独大的一种文化形态体制。祖先们早就注意到，要避免每一个生命一生下来以后就迅速地被家庭所束缚，被一个独立的家庭将其基因中的集体意志力屏蔽与束缚，就必须顺应生命先天无为治理的特征，而主动建立一种群体的机制，淡化和消除独个家庭的封闭性，给本性中的集体意志力释放设置一个良好的外环境。这种高于、优于单个家庭而建立的群体环境，就是姓氏文化的建立需求，宗亲文化形成的必然。姓氏宗亲文化体制，具有天然的血亲凝聚力，结构稳定性强，集体意志力容易被保护和具有释放的空间。

姓氏文化是比个人和家庭更高一级的一种群体性宗亲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其他活动环境的机制。宗亲文化中具有群体教育、文艺(埶)、宣传、防卫、攻击等群体机制。在历史长河中，宗亲文化这一初级群体，逐步成为社会和国家更大集体的基层体制，形成个人集体意志力初步释放与形成的外环境。

与此同时，由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尊道贵德，敬天爱地，这样也就建立和规范着集体意志力的层级性和次第性。这个层级性从高至低、由大到小的顺序，就是“道德天地国亲师”。老师、宗亲、国家这三大群体系统，层级性地扩大，构成基因集体意志力显性的释放空间，使行为具有目的性和价值观。而大地、天穹、德道与大道，则成为生命集体意志力释放的寄托与最终归宿，使精神系统具有更高的目的性和价值观。

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学，是建立在姓氏宗亲文化基础上的治理学，是顺应生命基因中无为治理与集体意志力，具有道德文化根柢特征的文化。姓氏宗亲文化是激活生命集体意志力的摇篮，信奉道德天地国亲师的宗亲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这种超越个体与家庭的群体性治理体制，成为中国民族长期稳定而未被任何其他文化彻底融化的奠基石。

姓氏宗亲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由于长期被皇权所利用，也同样逐步离道失德，与古代圣悊创立她的初衷渐行渐远，糟粕的泛起淡化了精华。但是，姓氏宗亲文化高度符合生命基因的特征，并且能有效保护生命集体意志力的活跃及其释放与生成，在治理学中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不应当轻率地完全抹杀，而是值得在体制与机制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继承精华，使原生态的治理体制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更加需要高度重视与激活集体意志力的新时期，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地球人类如果缺失高度符合道德特性的集体意志力和无为治理体制，真正的全球化必定会步履艰难，时日漫长。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根文化中的“正善治”古为今用，将集体意志力规范在正、善、德、道的层级空间内充分加以培养与发挥，正道之治兴，则霸道之治亡;善道之治举，则王道之治立;德道之治开，则天下大公始。

责任编辑：杨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