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圈：孕育诸子百家的摇篮！

在中国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兴起，诞生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管子等一批中国思想文化巨人。他们的诞生地和主要活动地与大汶口文化覆盖区域高度重合，这一共同点绝非偶然，事实上，他们的学说都根源于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得名，距今约6500年至4500年，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鲁西、鲁南、苏北、皖北、豫东，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大汶口文化圈，影响力遍及海岱、黄淮、渤海北岸、辽东半岛等地，与红山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有着长期交流。大汶口文化中期，其文化因素西进至洛阳盆地的河南偃师地区，西南至皖北的安徽尉迟寺地区，直至颖水中上游、南阳盆地、洛河流域等地。大汶口文化时期，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农业社会，但渔猎与采集经济仍占较大比重，制骨工艺、制陶工艺等手工业以及农业、畜牧业、石器工业发达，社会分化、私有制、文字等已经出现，见证了国家与文明从孕育、诞生到蓬勃发展的历史跨越。

距今约4500年至4000年，大汶口文化圈进入了龙山文化时期。在前期大汶口文化开拓的基础上，龙山文化沿黄河流域一路西上，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陶寺——中央邦国为中心、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城子崖为东端桥头堡、陕西省榆林市神木石峁为西端桥头堡，推动黄河流域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文化局面，为黄河流域大大小小、密布林立的城邦国家提供了较为统一的文化形态。与龙山文化西上对应的历史背景是夷夏联盟，标志性事件是尧禅让于舜，皋陶、伯夷等一批东夷杰出领导人在中央邦国发挥着重要作用。

龙山文化上承大汶口文化，下启夏商周三系文化。距今大约4000年，龙山文化衰落，居于中原腹地，继承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强势崛起。与龙山文化大体同时间衰落的还有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与此对应的历史背景是大禹治水、禹征三苗，标志性事件是夏朝建立。尧舜禹时期大洪水泛滥可能是龙山文化、良渚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东夷也因此衰落下去，失去了主导中央邦国进程的实力。距今约3900年至3600年，大汶口文化圈进入了岳石文化时期。岳石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海岱、黄淮地区，受夏文化影响、挤压，转向泰沂山脉以东、江淮地区发展。与此对应的历史背景是夷夏冲突，而太康失国、少康中兴显示这一冲突复杂激烈。

商文化是从东夷文化中分化出来的，商汤灭夏后，商王朝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文明，甲骨文、青铜器、大都邑、历法、礼仪制度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夏、商、周与东夷多次发生过重大冲突，《左传·昭公十一年》曰：“桀克有婚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殒身”;周公、成王征东，灭掉了奄、薄姑等东夷大国，东夷诸国只剩下莱夷、淮夷尚有较大实力。春秋中后期，大汶口文化圈还存在十几个东夷小国，例如，位于山东的太昊氏后裔任、宿、须句、颛臾等，少昊氏后裔莒、郯、谭、费等;位于淮河中下游的少昊氏后裔徐、江、葛、黄、淮夷、钟离、英、六、舒鸠等，“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它们在几千年的历史风云中努力固守文化传统，诠释着文明以止、守正创新的生动理念，发挥着文化多样性的作用，例如，孔子曾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大汶口文化圈星斗璀璨的盛况没有出现在周朝都邑或其他地方，与其独有的人文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活跃在大汶口文化圈的东夷太昊氏与八卦、文字有关，大汶口文化中的龟灵崇拜上承河南舞阳贾湖文化，北连红山文化，南启安徽含山凌家滩龟卜文化，推动原始八卦文化走向成熟;以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符为中心，连接河南舞阳贾湖刻符与山东邹平丁公陶器刻符、安徽蚌埠双墩遗址陶器刻符、安徽蒙城尉迟寺陶器刻符，与文字起源有着密切关系。冯时先生认为，安徽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上的特殊八极图形(洛书)，在太行山以东广泛出现，而在太行山以西至今未见;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属于东方夷(彝)文字系统，与西方夏文字系统并立。可以说，商朝发展出甲骨文这样成熟的文字，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东夷少昊氏与鸟图腾有关，红山文化、商文化都有鸱鸮(猫头鹰)崇拜的习俗，鸱鸮(猫头鹰)等鸟图腾的实质是历法标志物，而鸟形考古材料广泛出现在北至辽河、南至江淮的广大东夷区域。

大汶口文化圈之所以能孕育出一大批中国思想文化巨人，也与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大汶口文化圈位于中国东部大平原南北与东西的核心地带与十字路口，水网密布、物产丰富、人民众多，是红山文化南下、凌家滩文化与良渚文化北上的交汇地和中转站。它们与大汶口文化互相交流交锋交融，形成了更为先进的龙山文化，并以大汶口文化圈为基地西进。这一路线也是以后历代中国革命路线图的模板。大汶口文化圈以济泗流域为核心、河淮流域为外围，通过泗水(以及后世的大运河)沟通黄河、济水、淮河，圈内陆路、水路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为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大舜时期，这里已经成为著名的天下之中。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于此汇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下，孔子在曲阜创办私学、编定六经、创立儒家学说，有弟子三千余人;齐国在临淄创办官学，设立稷下学宫，聚天下贤士，绵延一百五十余年，共同推动诸子百家平等并立、学术自由、思想争鸣，创造了中华文化的繁盛时代。

[作者简介]隋云鹏，男，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杨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