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级融媒体到县域社会治理

文/孙喜庆

随着新一代ICT技术深入应用到社会各个层面，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媒介。以网络媒介为基础的“跨界融合”，成为各领域应用创新的重要模式。

媒体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这两个看似没有必然联系的事，同时作为两项重大国策，而且都以县域为着力点，引发了我们更多关于社会基层的“融合”思考。

一、媒体融合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机遇

自2014年8月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意志。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做出发展“县级融媒体”的重大部署。2019年3月《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再次重申了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意图，明确提出”在信息生产领域，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的要求。

媒体，作为信息的连结者，天然具备信息服务基因。县级融媒体平台，是县域的重要信息化平台，除提供社会监督、资讯传播、协调政商、引导舆论、传承文化、提供娱乐等狭义的传播功能之外，还可为党建、政务、民生、行业等领域提供相关的服务支撑。“支部建在连上“，是我国治军思想的重要组织原则，使人民的军队基层始终保持着向心力和强大战斗力。县级融媒体平台，作为社会治理的基层着力点，同样有着至关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政治意义。

近两年来，全国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陆续挂牌成立，在业务、技术、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各种创新尝试，涌现出浙江长兴传媒、湖北长江云、北京县融云平台等典型模式。但从总体看，各地融合媒体同质化严重，创新性产品稀少，与商业网络媒体相比真正具备独特优势的少之又少，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距国家领导层的期望和要求还有明显的差距。许多地方会把资金投入到中央厨房、指挥中心、显示大屏上，形式上轰轰烈烈，效果却乏善可陈;有的县融媒体盲目照抄，推出客户端、开通一系列公众号，打造媒体矩阵，规模上去了，影响力却还比不上当地自媒体;有的县对互联网和ICT技术不熟悉，缺乏创新能力，甚至对如何开展新媒体业务根本没想法。

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的发展格局，导致县域经济发展普遍相对滞后，第二、三产业薄弱，农业产业效益也需进一步提升。县域城乡人口集中度不高，乡镇分布稀疏，同时年轻人多数进城打工，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人口占比较高。县级的财政资金不足，需要集中力量办要紧的事，导致信息化方面投入不足，社会治理的先进技术手段相对薄弱。

2020年4月，中央两办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发改委发布了《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两个重要文件均聚焦新型城镇化建设，尤其重点突出强调“城乡融合发展”。其中，明确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和时间表。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镇化进入成熟期，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城镇化建设是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2017年国家统计全国城镇化率58.52%，预计2030年将达70%。新型城镇化，是走向纵深的城镇化，是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战略的具体化落实，势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新基建”，推动数字“新经济”发展，并提升人民生活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品质，让老百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县域城镇化发展，紧随大中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将为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动能。

县级城镇下沉市场近几年已首先受到了互联网企业的重视，电商的拼多多、小红书、网易考拉，短视频娱乐的抖音、快手、火山，游戏的王者荣耀、绝地求生、欢乐斗地主，旅行OTA的去哪儿、携程、驴妈妈，在小城镇青年用户中的渗透率都很高，几乎与都市青年用户相当。

电信运营商，已经意识到“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在推进5G商用网规模建设的同时，已将面向建制“城镇”，乃至社区智能化应用作为其关键场景。相较而言，县域融媒体对如何融入城镇智能化，我们还缺乏深入思考和充分准备。

二、媒体概念的重塑及其融合转型的赋能

如果不认真思考县级融媒体平台的定位和价值，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的支持，最多只是广播电视台、报刊杂志、政府网站几块资源的物理相加，无法做到深度融合。

如能积极发挥融合媒体平台优势，主动承接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的任务，为政府提供社会治理的有效解决方案，为企业和百姓提供贴心服务，那县级融媒体将有机会成为当地政府最得力的治理工具。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在信息生产领域，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媒体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智能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

可以看到，国家领导人对媒体融合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县级媒体融合发展，要突破狭义传统媒体概念的局限，就必须摆脱低层次重复和“跟跑”的被动局面，深入领会最高指示，重新塑造“融合媒体”的内涵和外延，将媒体服务功能深度融入社会服务范畴。如将县级融媒体定位成县域社会治理的支撑平台，就必须主动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并为其角色转型提供必要的条件。通过为融合媒体提供相应赋能，才能有效实施传统媒体的战略转型。

首先是资源赋能。县级融媒体必须是一把手工程，除媒体资源外，协调县域的文化旅游、公共服务、社会大数据、政务服务、行业管理等资源进行综合利用，形成当地资源的有效整合，形成商业化网络媒体不具备的综合优势。

其次是技术赋能。县级融媒体，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社交网络、可视化等先进ICT技术，尽快缩短与互联网媒体平台的技术代差，增强自身技术能力。自己从头组建研发团队不大现实，但可寻找政治立场坚定、具备强大研发能力、深刻理解业务需求的战略合作伙伴，为自己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撑。

第三是激活创新。要想占领新型融合媒体传播体系的制高点，扭转对互联网媒体“亦步亦趋”的被动跟随局面，就要守正创新，在做好传统的视频、图文媒体业务的同时，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努力发展社会服务的融媒体新领域。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扭转被动局面，反超并引领新的融媒体业务形态。

三、县域城镇化发展核心问题及需求分析

1935年，由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的“胡焕庸线”，揭示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显著规律，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85年过去了，全国人口已由4.75亿上升到了14亿，但这条线两侧的人口分布格局只变化了大约2个百分点。

胡焕庸线，既是人口分布分割线，也是生态气候分割线，同时还是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分割线。国家多年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加之近年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全国普及，在移动支付、电商消费等方面，标志区域发展不均衡的“胡焕庸线”正在逐渐模糊。这有力应证了，加快ICT技术和媒体服务的下沉应用，对打破地域发展不均衡、城乡发展不均衡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从全国普遍的现状出发，分析县域治理的核心问题有哪些?我们总结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产业效益低下，投入产出不高，年青人不愿从事农林畜牧渔的事业;

第二产业项目不多，优秀的工业项目不愿前来落地，导致县级财政来源不足;

第三产业品质不高，人口居住分散，生活品质无法与大中城市比，年青人宁愿进城务工。

现实的差距，就是发展的空间。县域经济蕴含着巨大潜力，县域将是我国下一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

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的系列政策逐步落实，将会对县域健康发展带来显而易见的益处。土地流转制度将利于优化城镇化空间规划，有利于加快农业规模化经营、提升第一产业效益;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户籍改革制度，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前提和基础，也将为第二产业项目的落地和发展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优秀产业项目的健康发展，也将对外出人才返乡产生更大吸引力;县域特色小镇和小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提升，第三产业发展既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服务业也将由于公共设施建设及治理水平的提升而得到更快发展，大大改善县域城镇环境和生活品质，逐步消除城乡差别。

要快速有效推进县域的城镇化和治理水平提升，需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技术融入到各方面的具体工作中去。ICT技术和媒体服务能力的充分应用，可以发挥其数字技术特性优势，高效率、低成本地推进政务、行业、民生等各方面社会治理工作。

生态发展共生：打造从监测到治理的综合环境保护闭环，包括人与人造环境、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构成生态与发展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体系。构成生态的自然环境，包括空气、水、土壤、绿化、植被、气候等;人造环境，包括道路桥梁、楼宇、煤水电、综合管廊、以及卫生、垃圾、供给循环系统等。

数字孪生筑基：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中更多的接入智能传感器，为城镇数据采集和处理奠定基础，并结合云计算、大数据、3DGIS、BIM、数字孪生等技术，为形成全局立体化的虚实互动的平行社会管理体系奠定基石。

数据辅助善政：明确城镇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注重总体规划，同时考虑城镇建设、运行管理的全面需求，打通规划城建、财政、交通、水务、人社、民政、教育、科技、文化、公检法、应急安全、城管等跨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建立资源共享、协作统筹、数据辅助的决策和管理机制。

科技赋能兴业：关注县域宏观产业结构及行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资产。科技成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提升农林畜牧渔、工业制造、贸易金融、地产建筑、电商物流、文化教育、医疗健康、信息服务等行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公共服务惠民：遵循“以人为本”遵旨，不断提升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水平，让百姓在衣食住行、上学就业、就医养老、文化娱乐、购物消费、健身休闲等方面有持续改善的明显获得感。

四、县域城镇化及社会治理平台解决方案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基建”相关话题引其代表热议。人大代表崔玉英委员建议，新冠肺炎疫情下以新基建为突破口，加快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运用。

近年来，随着新一代ICT技术在不同领域的渗透应用，大大促进了跨界融合的创新。构建物理空间的数字孪生，形成更加智能的“平行社会”，正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新基建“，正是以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化升级，来促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策略。基于虚实空间密切互动的”平行社会“，将为政府、企业、民众在网络空间中进行社会治理、经营管理、价值创造提供新的广阔天地，这也将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的重要创新范式。

基于前述对媒体融合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以及媒体融合的转型赋能的分析，以及上述判断，我们对如下几个重要且典型的应用场景做相应分析和建议。

融合媒体增强创新：媒体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界、民生百态，新闻发生随时随地，新闻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要求，决定了新闻报道的空间、时间信息的绝对依赖。融合媒体不仅是党的喉舌，还是社会的神经系统。在传统新闻报道手段之外，融媒体借助3DGIS为基础的时空数据平台，可有效组织专业记者、PGC、UGC进行协同报道;借助于AI智能分析平台可随时感知舆情态势、社会热点;借助3D应用开发引擎可推出强交互创新应用，让新闻报道和信息服务应用可以更清晰、更生动的呈现给用户。长兴县的“融媒眼“，是一个结合GIS的有益尝试案例。

地方特产虚拟展示：我国幅员辽阔，每个县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特产，可以是农副产品，也可以文创和工艺品、工业产品。通过3D/VR方式，可以更加直观、沉浸的情景来进行地方特产的生动展示，打造地方特色经济的靓丽名片。广西柳州仅“螺蛳粉“一项特产，就打造了多个产业特色小镇，年产值超过200亿。

文化旅游虚拟体验：文化旅游作为文化基因传承的有效方式，已成为当下人们的文化消费刚需。国家高度重视中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和创新开发，支持文化体验馆、国家文化大数据平台、国家文化专网的建设。疫情的爆发让线下文旅产业受到巨大影响，却给发展“云旅游“、“VR文旅”提供了历史性发展机遇。利用3DGIS、3D/VR技术，可对县域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和升华，为广大用户提供身临其境的虚拟文旅体验，同时为衍生文创电商提供情境式营销途径。

生活社区服务管理：县域城镇化建设，使得人们住进了集中化社区，少了鸡犬相闻的村落气息，但还应保留邻里相望的生活氛围。借助信息化和融媒体手段，提供社区安保、物业管理、便民服务;支持建立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共建美好家园;借助科技手段为老幼病残孕等弱势群体提供贴心服务。基于GIS的网格化社区服务管理，可同时为常住、流动人口管理，以及疫情疾控提供了有效支撑。

城镇规划建设运管：城镇化建设需因地制宜，突出特色，避免千城一面。充分借鉴大中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可少走弯路，避免回头路，不建拉链路。基于3DGIS、BIM建立多源数据融合的城市信息模型(CIM)，实现国土规划、城建市政、园林环卫、水利交通等各领域“多规合一“，真正做到”一张蓝图干到底“。建设物理城镇与数字孪生的虚实对应、协同交互、模拟仿真、智能管控的能力，将为高质量城镇运行管理提供持续有效的手段。这在不少大中城市已有许多成功实施的项目案例，技术已日趋成熟。

产业发展经济管控：传统产业换挡升级，ICT技术的赋能价值将至关重要。借助城镇规建管的时空大数据平台，可为县域产业招商、行业管理、企业服务、经济运行管控提供3D可视化交互展示方式以及大数据智能分析手段。工业、能源、地产、农业、商业、金融、文旅等细分行业都可从时空大数据、3D可视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技术应用中获得显著收益。

交通管理智能调度：交通管理是与以3D-GIS为基础的时空大数据强相关的应用领域之一。基于3DGIS和视频监控融合技术，可实现对道路、桥梁、路口、车站、车辆、人员的全局化可视化的管控，结合人像识别、车牌识别、事件识别等视频AI分析技术及视频语义化分析技术，可对人、车、路、事进行自动化分析实现更有效的调度，或与公安部门协同对特定人、车进行高效的行踪搜索与跟踪。

安全应急指挥调度：面向如公共卫生、社会稳定、生产安全、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等不同类型的安全事件应急指挥调度，都需要基于GIS等大量多源数据的汇聚、处理、态势分析，进一步建立监测预警、多级联动的敏捷调度机制。不同的应用场景，会涉及到交通监控、社区监控、新闻舆情、网络大数据、IoT环境大数据等不同的数据源，但基于3D-GIS的时空数据是各类专题数据进行整合的基础。安全应急指挥调度系统，在日常非紧急情况下，可提供基于虚拟实景的模拟仿真演练，提高事发时的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

基于以上8个不同场景的分析，不难发现存在许多共性技术和功能的需求。如基于3D-GIS的时空数据平台、基于机器视觉和模式识别的AI智能分析技术、基于3D建模及交互应用的开发技术、IoT大数据的实时采集处理技术等。这些技术，是过去融媒体平台建设时，很少甚至不曾涉及到，但若要承担“基层社会治理平台“的使命，这些则是必不可少的技术能力。因此，我们增补了这些能力系统，提出如下“增强版“的融合媒体平台解决方案。

一定有人会问，这么“高大上“的方案，投资一定要很高，县级融媒体建设肯定承担不起。我们看到，随着这些技术的规模应用，其成本已大幅下降。该解决方案不仅适用于大中城市，同样也适用于县域城镇化建设。针对县域城镇化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与大中城市有所不同，在功能模块的选用、数据采集的范围、AI智能分析的能力、上层应用的流程和逻辑上做配置精简，可进一步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CO：Total Cost of Ownership)。

还有人会讲，县域的IT基础设施太差，5G网络要普及至少还要3年时间。没错，这会一定程度影响县级融媒体及城镇化建设的信息化进程，但我们可以找到不仅可以解决当下部署的问题，还要保护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事实，谈到5G网络的高带宽、低时延、大接入特性，似乎一切难题都会因5G的普及而得到解决。事实上5G主要还是解决泛在网络接入的问题，5G时代的应用，尤其是低延时的视觉交互应用，完全依赖5G网络与集中部署在大型IDC的云平台是行不通的，必须借助于广泛部署的MEC进行边缘计算和实时渲染。云、网、边、端协同，将是5G时代ICT平台的主流架构。

县域ICT建设，可根据实际需求从局部部署MEC开始，IaaS云平台硬件可采用超融合架构的一体化设备。在5G网络覆盖就绪之前，通过现有宽带数据网进行组网。待该县域实现5G网络覆盖后，再将MEC设备接入5G核心网实现统一纳管。

五、可行路径：县级融媒体à县域社会治理

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不仅改变了由传统媒体引领的大众传播格局，也对社会许多领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由于短视频、网络直播的兴起，像李子柒、李佳琦这样的草根，也可以有机会借助网络媒体平台成为千万粉丝万众瞩目的“网红“，创造日销数亿的骄人业绩，小而精干的团队也可以创造让许多大中型公司汗颜的财富。

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小城镇青年也可以很时尚，跟都市年青人拥有差别不大的消费观念和精神生活;使得快递小哥通过辛勤劳动也可以月入过万，比坐办公室白领也一点不差;使得移动支付可以取代钱包以及信用卡，让现金使用几乎退出了日常生活。

由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在哪个城市工作的差别变得不那么大，这让人才愿意更自由的流动，这使得杭州、成都、西安、武汉、郑州这些新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可以紧随北上广深之后;甚至让贵州、江西、安徽这样曾经相对落后的省份，可以抓住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机会而迅速崛起。

由于ICT技术的深入应用，传统的工业、农业、服务业都正在被深刻改造，快速转型升级;随之而变的还有，大中城市与中小城镇之间数字经济的代差会越来越小，城乡之间的鸿沟正在被逐步填平。

凡事有其一利，必有其一弊。互联网、新媒体、ICT技术带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曾特别深刻地讲到：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要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规范数据资源利用，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

社会各领域正被网络逐渐织成一张难分难解的复杂巨系统。曾经有效的金字塔形、条块分割式管理体系，也需要适应这些变化而有所变化。阿里2016年在杭州启动“城市大脑“项目，意在提高城市治理和综合决策能力，项目涉及ICT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多个方面的深度融合，涉及多部门的数据整合和跨领域融合应用。产业经济工作、城建规划工作、人口管理工作、安全应急工作、文化传媒工作、环境生态工作等等，需要越来越密切的协同。

县域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根基所在。借助类似“城市大脑“这样的工具，加强县域治理的意义重大。

目前省级融媒体平台，做到与其他政府部门数据深度共享、业务深度融合的几乎没有。与省市级行政机构相比，县级作为基层行政单位，一把手决策快，部门壁垒低，易于统筹协调。在国家级、省市级不容易实施的融媒体平台，在县级反而有机会快速高效落实。

县级融媒体平台，就是初步发育的“县级城镇大脑“。虽然初期仍以媒体功能、信息服务为主，但已经不得不涉及到越来越多的跨部门协作。只要定位明确，顶层设计清晰，县级政府支持到位，县级融媒体平台，必将可以快速演进成为县域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平台。

笔者在2002年曾写过一篇文章《从数字电视到跨媒体经营》，那时是全国模拟电视数字化的开端，各地多采用单向的DVB标准来建设数字电视平台;当时互联网在国内已有了初步发展，但网络视频还未成为主流业务。“跨媒体经营”，就是数字电视与互联网做跨界融合的思路。2004年“杭州模式”以DVB+IPTV的交互电视，突破DVB单向的局限，率先引领行业发展新方向，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传媒集团之一“华数传媒”，在IPTV、OTT、智慧城市等更多领域的跨界融合探索颇有建树。

如今回看18年，已是沧海桑田，传媒广电行业再次迎来了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媒体职能已从专业机构从事，泛化成为每个社会机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可随时随地从事的工作。超级互联网商业公司，通过提供社交媒体、信息搜索、商业交易等服务，掌握了大量用户信息和数据资源，用户的私权利和原本体制内的公权力，很大程度被让渡到互联网商业公司，成为网络空间事实上的“二政府”。政府主管部门及传统传媒行业被釜底抽薪，影响力被大大削弱，因此必须找到新的转型方向，加强大数据资源的有效管控。

国家领导人给出了”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方向，并提供了有力的资源赋能。这正是我们提出“从县级融媒体到县域社会治理”发展路径的坚实依据。这条路径，既能对县域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力的信息化支撑，又可解决县级融媒体“守土有责”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从目前看，不失为最接地气、可行性最高的一条发展路径。

责任编辑：杨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