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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田慧中讲述抗战往事

“不忘初心使命，传承革命传统”系列之六

文/高锋霜

老红军田慧中1936年入党，离休前担任北京市东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6年去世。笔者有幸聆听了她生前讲述的几件抗日战争往事，深受感动、铭记至今。

深泽县城保卫战

田慧中回忆说：1938年1月，我18岁，冀中党组织调我到深泽县负责抗日妇女救国会工作。

田慧中(右)与同学在深县女子师范学校时合影(1936.3)

抗日初起，国民党军队向南方逃窜。我到达深泽县时，匪盗四起人心不安，支撑局面的，是一个半政权性质的县抗日救国总动员委员会。

总会主任周克刚，是北平来的大学生，二十二、三岁，与我一样，也是刚刚调到深泽县。他到任后，迅速动员爱国人士参加到抗日工作来，接着筹建各阶层的群众救国会团体，诸如妇女救国会、雇工、工人抗日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以及抗日儿童团，很快把全县的根据地开辟起来。为了培养干部和骨干，2月初，妇救会、青救会在县城里举办起训练班，选拔了几百个有培养前途的妇女、青年积极分子进行培训。

我所在的县动员总会妇女部，主要任务是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抗日活动，我到任后被选举为县妇救会主任。举办妇女培训班时，我便集中精力组织妇女积极分子学习党的抗日政策，教会她们如何做实际工作，如何向广大农村妇女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如何回到各区、各村去建立妇救会组织。

1939年参加冀中九分区妇救会主任会议时合影(2排右一为田慧中)

就在各项工作繁忙有序地进行时，2月15日上午，城外一个年轻的农民骑着自行车飞奔而来，向周克刚主任报告：“新乐县长寿镇的四百多日本鬼子，乘坐十六辆军车直奔深泽县城!”

情况非常危急!

周克刚主任当即召集战前动员会，通知我们妇女与青年训练班的学员一起参加。

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次险情。那天乍暖还寒冷风习习，人们的心情也和天气一样阴郁冷峻。大家都在盘算，县城留守部队一百多名战士，要抵抗四百多敌人的进攻，武器装备悬殊，战斗能有多少胜算?

会上，中等个头的周主任站在讲台边，沉着冷静临危不乱，两眼炯炯有神：“鬼子来得很急，乘汽车、速度快，我们撤出城去已经来不及了，必须下决心抗击敌人，以战图存!”

接着，按照周主任的指挥，人们用粮袋装土堵住城门，留守部队持枪上了城墙。我们妇女和青年训练班的学员每人发了一把大刀，男学员上城墙参战，女学员在城内疏散街上的群众维持秩序。派往联系大部队的人员出发后，周克刚主任和自卫军苏连长登上城墙布置兵力，观察敌情指挥战斗。

中午12点，日寇开始攻城。一阵炮火之后，鬼子们挺着刺刀哇哇地冲上来。这时城头的战士投手榴弹、用步枪射击。敌人虽兵多枪好，但面对坚固的城墙一时也毫无办法。

最后，疯狂的鬼子机枪乱打，炮轰城墙。炮弹落到城内，狼烟四起，满街枪弹嗖嗖乱飞，群众慌乱起来。我带领妇女干部冒着炮火和枪弹尽力去安抚群众，维持街头秩序。

战斗相持到下午三点，西城门被日军炮弹打开了，眼看敌人破城在即。这时，我把手中的大刀握得更紧了，一旦鬼子进了城，我就在街头和他们拼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响起枪声，我们的援军到了。鬼子不愿恋战，在内外夹击下开动汽车逃跑了。

这场战斗打得有声有色，有勇有谋，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战热情。没想到一年后，周克刚同志调任冀中区党委任青救会主任、我调任九分区当妇救会主任期间，区党委一位副书记牵线介绍，我俩在这年4月结婚成为夫妻。

1940年彭真同志为新婚的周克刚、田慧中拍照

仓房避险

田慧中回忆说：1939年，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将打击重点指向华北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力量。环境残酷，抗日政府和群众团体转移到农村坚持开展工作。

3月20日，鬼子在肃宁城安上据点，次日清晨又向任丘县城进犯。当时，我担任肃宁县妇救会主任，我们妇救会和农会、青救会等抗联机构好几十人住在肃宁城北的邵庄，男女分组借住在村民家里。

一大早，一位村干部跑来通知我们，说敌人来了，赶快转移! 我们没经验，不知往哪里转移好。因是住在村西，我就推着自行车和大家一起冲向西边大道。这个村的西北是肃宁通往任丘的公路，我们便混在群众中沿着公路跑。

当时的公路上挤满了群众，都不知道日本鬼子正是顺着这条公路去占领任丘的。忽然，背后的鬼子用机枪向我们扫射过来。回头一看，鬼子蝗虫似的跟在后面紧追不舍。我们便下了公路，越过一片田野跑向一座长满柏树的坟圈子。这时，抗联的人员跑散了，和我一起的只有负责送信的齐心。齐心只有13岁，这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实在是累得不成，我把自行车、棉衣等行装一起扔掉后，跑进一个路边的村庄。进了村头上气不接下气，实在跑不动了，我俩就相扶着进了一家庄院。这家人早跑光了，我俩就藏进了他家存粮的仓房南屋。外屋是石磨，里屋有一个一米多高的粮囤子。我俩跳进囤子蹲下来，喘着气，同时把妇救会和我的名章藏到残留的粮食里。

鬼子发现了我扔掉的自行车和棉衣，断定是八路军的。他们跟踪追进村子，从村头一家一家地仔细搜寻。听着鬼子翻箱倒柜地折腾，声音越来越近，我知道情况越来越危险了。我拔出手枪，顶上了子弹，对齐心说，如果被鬼子发现，只有拼了。

就在这时，村外突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原来是县游击队打了鬼子一个伏击，鬼子匆忙集合往任丘跑了。

见村里的老乡陆续回了家，进了院，我和小齐才从粮仓中找出印章后走出院子。老乡们见了我们都说：“你们俩真是福大命大，鬼子进村后挨门挨户地搜捕，你们俩好福气哟!”

我俩也感到很侥幸，如果游击队再晚来一会儿，那将是我俩和鬼子决一死战的时刻。我们俩势单力薄，后果就不可想象了。把我们俩送回邵庄的是位背筐捡粪的老农民，我们对他说是迷路的姐弟俩。

从那次遇险以后，抗日组织机构进行了大幅度的精简，动员一部分同志临时回乡或投亲靠友暂避。齐心同志因年龄太小，被动员回乡。与他再次见面时，已经是建国后的北京了。齐心同志离休前是北京海淀区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一直清楚地记得，我们仓房遇险的村子是高阳县闫家连城。

1940年与冀中九分区农青妇文抗日救国会主任合影(左二为田慧中)

孩子冻饿而死

田慧中回忆说：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我奉调到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校址在北岳区平山县一个农村里。1943年春天，我毕业时因怀有身孕暂时留在党校。

这年的9～12月份，日寇集中十万兵力，对晋察冀北岳区进行了时间最长、最为残酷野蛮的“毁灭性大扫荡”。

反“扫荡”的前四天，我的女儿降生，接生的是冀东军分区政委李楚离的爱人杨效昭，她是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妇产科大夫，八路军中为数不多科班出身的医生。接到出发的命令时，我还没有下过床，产前产后没有吃过细粮，更没有任何营养品，身体虚弱极了。虽然连站也站不稳，但还要坚持随队转移行军。我们这些没有战斗力的孕妇、产妇和病弱干部都编在卫生队里，跟着小股部队转山头、打游击。有的孕妇是在反扫荡中生产的，还有的生了双胞胎。常常是刚刚生完就有了敌情，产妇马上就要上山。有一次敌人进村了，产妇连孩子也顾不上带，慌忙躲到山上，等敌人走了再下山来找孩子。

开始，卫生员帮我背着孩子，有奶的产妇帮我喂喂孩子。可是，一连几天的艰苦行军后，别的产妇和我一样没奶了。整天在高山中颠簸，大人都疲劳不堪，未满月的孩子哪里受得了?天气越来越冷，我只有一件薄棉衣，孩子没衣服，只用条薄被包一下。孩子连冻带饿，一天到晚不停地哭。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没奶，也没粮食，我和大家一样把煮熟的玉米粒当作干粮。有时，露营在没有人烟的地方，连玉米粒也吃不上。听着孩子撕心裂肺地哭泣，我的心里刀扎般地难受。

一天，行军路上遇到另外一支队伍，一张不太熟悉的脸庞映入眼帘：杨静，分局交通科长的爱人。她见我的孩子骨瘦如柴哭声不止，饿得实在可怜，便把带在身上充饥的炒面全部给了我，要我给孩子冲糊糊。在另一次行军路上，地委组织部长崔振看到了我，他拿出五元钱的边区券，说适当时候买点吃的，给你和孩子补补身子吧。我谢绝不了，心里十分感动，但转战在深山沟里，根本买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后来，又遇上一起在肃宁县妇救会工作的常征同志，她对我更为关心。但她也在随队打游击，对我除了安慰，也是什么办法都没有。分手时，她把别人送她的一点点大米面给了我，用来维持孩子的生命。就这样，每到一个村庄宿营，我便拖着虚弱的身子，忙着给孩子熬一口大米面糊糊。可是残酷的战争环境，迫使我们整天在山上行军，有时夜里也要紧急转移。连续几天的行军转移，根本没有停下来给孩子熬糊糊的可能，孩子依然在寒冷、饥饿和颠簸中啼哭。

11月的一个晚上，好不容易行军到一个村庄，住进了一间连窗纸也没有的房子。整整一天的山路累得我浑身疼痛一动也不能动，倒在炕上竟昏睡过去。当被寒风吹醒，我赶紧抱起身边的孩子。用手一摸，孩子全身冰凉，借着星光一看，孩子挺着皮包骨的身子一动不动，嘴巴张得老大。好像要吃东西，又像在尽力哭喊。然而，任凭我怎样发疯般地摇动、拍打，可怜的孩子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了。连冷带饿，她已经死了!

作为母亲，我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她来到这个世上刚刚两个多月，还没有和她的父亲见上一面!

抱着已经冻僵的孩子，我哭了，哭得很伤心。

多少年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我的第一个孩子，一个漂亮的女孩儿，清清瘦瘦的，睁着圆圆的大眼，张着大大的嘴巴，乖乖地依偎在我的怀里……。

反“扫荡”结束后，晋察冀分局领导刘仁同志了解到我的情况，派通讯员给我送来了一件厚棉衣。我理解领导同志的关怀与照顾，感受到革命部队的温暖，心中十分感激。我知道，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苦难的中华民族失去的，不仅仅是我的一个女儿。

田慧中和她的五个儿女(2006年)

田慧中回忆，后来她调冀东抗日根据地,先从事党的组织和干部工作,而后担任县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新中国成立前夕她在天津塘大区(后改为塘沽区)担任区委组织部长。建国后又在天津市担任过区委的副书记、书记。1958年,她调至北京市工作,先后在前门区、宣武区、东城区担负区委领导职务,直到离休。多年党务工作的经历,造就了她极强的党性和使命感。她和千万个老党员、老战士一样,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了祖国,把自己的生命和理想与党的事业完完全全地结合在了一起。正如她在回忆录里所说的:“从入党的时候起,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我的全部身心已经永远融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

2011年6月底，建党九十周年前夕，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琪到家看望田慧中。那一年，田慧中91岁，党龄75年。(周小平摄于木樨地家中)

田慧中和作者高峰霜合影

注：作者高锋霜 男， 1947年出生，北京房山人。 1965年参军， 1969年复员后为北京东城区委、区政府干部，退休前曾任街道人事劳资科长、北京市华龙总公司副书记。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杨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