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与乡村振兴战略 ——基于文化传承与制度创新的双重思考

中国报道讯（王健康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提出解决中国问题应当下功夫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创新乡贤文化，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2017年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建设新乡贤文化，培育和扶持乡村文化骨干，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形成良好的乡村文化生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

综上所述，毋庸置疑，中央对用新乡贤文化解决农村问题寄予厚望。如何发挥新乡贤在农村各项工作建设中的作用，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特别是基层党委、政府急需破解的一个崭新课题。

笔者生长在山西农村，虽然成年后长期生活在都市，但对生我养我的家乡至今仍然不能彻底抛弃落后帽子而深深地担忧，也一直在思索能行之有效地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中央的上述精神笔者完全赞同:新乡贤文化建设是可持续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一个好办法。下面,我就新乡贤文化建设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新乡贤概念的内涵

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退休返乡官员和当地世族大家、名门望族的代表人物，出于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家国情怀，主动参与家乡建设和乡村的自治管理事宜，他们运用自身长期积累的经验、声望及钱财为家乡村民服务，此类现象在古代农村相当普遍，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制度。这些人物在历史上被尊称为乡绅。对于这种乡绅文化传统，今人为避免将乡绅误为“劣绅”，而改称之为乡贤文化。

与中国古代的乡绅文化相比较，新乡贤文化概念有着全新的内涵。首先，所处时代不同。当今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交通网络已经相当发达，飞机、高铁、高速公路遍布全国各地，全国各个村庄已基本实现了村村通油路；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目前全国各地甚至各个村庄实现了互联网络的全覆盖，电脑和手机已经基本普及，尤其是微信和支付技术使农民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联系成为了现实。新时代赋予了乡贤文化以新的内容。其次，自发性与自觉性的不同。旧乡贤所起作用多为个人自发性行为；而新乡贤文化建设既有中央的号召和支持，又有各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各部门的组织部署，具体到各个村庄，是由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积极主动地组织领导下实行的。各地各村的乡贤理事会在党组织和干部们的组织领导并积极配合下，势必能够组织新乡贤和各村民们共同为新农村建设做出显著成效。还有，新乡贤有人数上的不同。古代的乡绅只是在少量的较富裕村庄才会出现，即使出了乡绅的村庄也不是在长达几千年的社会里各个时期都会出现，就全国农村而言，乡绅的作用相当有限。当今的新乡贤则完全不同，由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发展和城镇化大趋势，从乡村走出去的人数众多，据统计从农村走出去的在外成年人占农村人口比例在20%以上。若将这些在外人员组织起来，共同为乡村建设出力，其效果将可想而知。

那么何为新乡贤人群？国务院参事研究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奇同志曾给予解释。他认为新乡贤人群包括以下五类人员：“一是离退休人员叶落归根，二是大学生村官，三是城归农民工，四是接受优秀家风家教熏陶的世家大族名门望族的后裔，五是新富贤能者。”当然也包括目前仍在乡村工作和生活的村干部及已经卸任的村级老领导们。笔者认为，如此界定新乡贤人群，立足点在返乡和在乡人员，似乎过于局限在“返乡和在乡”概念的范畴内。实际上新乡贤人群除了上述几类人员外，还应将凡从乡村走出去的人员，“工农兵学商”无论从事哪种专业，也无论其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只要愿意并有能力为乡村作出贡献，而又无法返乡的者包括在内。而且笔者认为，这些在外不能返乡的乡贤人士才是新乡贤人群的主力军。

从不同乡贤人士种类的比例上说，在外人员与返乡和在乡人员之比保守估计为9:1。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恢复高考和全国的城镇化大趋势，从农村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据山西运城市的统计，改革开放后从当地走出去的成年人达107万之多，占全市总人口比例20%强，而真正返乡人员则寥寥无几。这百万之巨的人群将成为运城市新乡贤人员的基本队伍。

新乡贤的作用值得重视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社会结构自古就是以血缘家庭为基本单位所构成的。家庭作为社会经济结构之个体、社会、国家之间的中间层级，在不具备西式教会及慈善团体的背景下，既要负责核心家庭成员的生养与教化，还要通过族田等物质手段承担对大家族成员的生老病死及教养教化功能。显然，在中国古代社会，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是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其他国家的显著特点之一。中国人所特有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叶落归根、衣锦还乡等爱家爱国情感，正是对中国社会这种特殊结构形式的反映。司空见惯，在外游子一旦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其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反哺家乡、回报祖国的情感冲动。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不是只有少数在外获得巨大成就的所谓成功人士才有这种情感冲动。应该说，绝大多数离乡在外的普通中国人，都具备着这种回报家乡的情感要求。只要政府组织引导得当，为在外人士创造出合适的反哺或回报家乡建设的具体平台，这种情感冲动或要求，都可能转化为参加家乡建设的实际行动。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为所谓熟人社会，而在熟人圈子里，人们做恶的一面容易得到抑制，而行善的一面容易得到激发。新乡贤文化建设就是要在家乡人所构成的熟人圈子里，积极引导并激发在外人士为家乡建设作贡献。

在外与返乡、在乡的新乡贤作为中国人，都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爱国、爱家乡、爱祖宗是他们的共性。就某种程度而言，在外游子思念家乡的情感尤为浓烈，只要有合适的平台，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愿意，也可能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爱心。何况在今天这个时代，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交通和通讯手段已经相当发达，在外人员即使不返乡定居，也能随时随地了解乡情，并参与家乡建设。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必然会不断向城市集中，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在所难免，但此趋势并不能成为农村落后、农业欠发达、农民贫困的理由。自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开始，广大农民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农民工涌入城市，投身于加工、房地产等行业，成为了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当今中国的中大型城市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较已不逊色，严峻的事实是，我国的城乡差别并未缩小范围，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全国关注的大事，国家先后采取了诸如完全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农业的补助等措施，但每每收效甚微。可喜的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成为全党和全国为之奋斗的目标，精准扶贫成为全国各级政府和各行各业的一项急迫任务。很明显，国家对解决三农问题已经足够重视，国家的各项惠农政策、各机关单位对口支持农业、精准扶贫的各项措施等的确对农村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中国的农村实在是太广大了，可谓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外来的支援总显杯水车薪而难以为继，加之农村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村干部管理水平普遍不足，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绝对任重道远。人们常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内因是依据，外因是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真正起作用。既然如此，那么乡村真正振兴的目标也只有依靠乡村人，特别是新乡贤的努力才能实现。

新乡贤需要政府组织

那么，乡村人应该如何努力呢？换句话说，如何才能组织一批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人，积极而长久地参与三农工作呢？该采取什么样的有效而可持续措施，来保障实现乡村振兴的计划呢？笔者认为，以上两点是各级政府不能不首先回答的难题。

笔者认为，回答上述难题，各级政府首先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转变旧观念，不能仅沿用以往的常规做法，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从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措施创新方面想办法。细想起来，随着城镇化而外流的农村人口，并不能仅视为农村发展的消极因素。要知道这些离乡在外人员，大多是融入到市场经济的洪流之中，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能人。他们的经验、智慧、信息及财富构成了乡村振兴的潜在积极因素。考虑到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也要认识到这些离乡在外人员与其他人员相比较，正是一批懂农爱农人士。如果各级政府与村级领导解放思想，将这些新乡贤人士动员组织起来，以成立乡贤委员会、经济互助合作社等有效方式，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积极参与农村的自治管理和其它各种各样的经济、文化、养老、扶贫等活动，使之与国家现有的各种措施形成一种合力，必将对农村的全方位建设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平台合适，措施得力，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成为一种制度，乡村振兴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那么笔者是否一厢情愿呢？并不。据笔者对山西运城市的情况调查，早在2017年，运城市委、市政府就做出了大力开展新乡贤文化建设活动的决策。去年市政府制定下发了《关于弘扬新乡贤文化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对新乡贤文化建设按照统筹安排、试点先行、全面推进的部署有效进行。目前，运城市、县、乡、村各级乡贤理事会都在成立并开始着手工作的过程中。其中闻喜、万荣两个县各有九个村庄不仅成立了乡贤理事会，而且成立了新乡资金互助合作社，初步取得显著成效，为全市各村庄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活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众所周知，实现新农村建设或乡村振兴的目标任重而道远，需要广大农村工作者乃至全社会树立创新意识，切实找出符合现阶段农村实际的发展思路，并持续有效地坚持下去，才有最终可能实现。运城经验已经表明，新乡贤文化建设应该是一个好办法。即以万荣县永利村为例，全村人口1622人，新乡贤资金互助合作社成立仅一个月，汇集资金总额就达180万元（此资金主要用于村民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家乐等，利息收入则拟捐给村里用于孤寡老人、残疾人保障生活）。毋庸置疑，此资金若能有效利用，永利村村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局面将会很快形成，村里贫困人口的状况将会极大改善，村民的自治管理水平将有极大提升。试想，如果万荣全县或运城全市各个村庄都能像永利村那样，把新乡贤文化建设活动搞起来，那么万荣全县或运城全市的乡村振兴的目标何愁不能实现！

“古中国”位于晋南，“这里最早叫中国”，中国传统文化自这里诞生，农耕文明从这里发祥，中国特有的家国文化在这里形成并不断发扬光大至今，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家国情怀尤为浓烈。曾几何时，晋南农耕文化的兴起成为中华文明的初兴所在。今天，运城农民紧紧抓住由传统文化经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新乡贤文化，大胆尝试，力图为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走出一条新路，这种不靠外援、自主创新的作法应该得到全社会肯定。这块中华文明初兴之地的农民们率先采用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方法奔向乡村振兴之路，也正契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应有之义。

（本文刊载于《前进》2019年第2期。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