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想信仰的文化基石

中国报道讯(朱康有报道)近百年来，共产党人及其主义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引领”功能是显在的。在革命的同时，通过土地财产的强制性重新分配及其翻身“做主人”等具体改造措施，实现了束缚人民“手脚”的经济解放、政治解放，使之从麻木的屈膝、跪拜依附中站立起来；而改革开放四十年，以经济为中心发展任务，实现世界历史少有的持续、高速增长，解决了长期困扰传统社会大面积人口贫困问题，并普遍进入“小康”——所有这些是以“看得见”的实惠进入百姓对比的视野之中。按照儒家文化的发展观，“礼”的因素即社会文明应随之进步。“礼”不只是一种“秩序”的要求，更是人的素养的全面提升。无论是初级阶段还是初始阶段，解决的是经济物质基础（当然还要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升），但一旦温饱解决了，若无进一步发展层次的指向，奢靡和挥霍将可能断送前期的成果，“陷阱”即由此产生。贫困带来的争夺生活必需品斗争，可陷入混乱状；富裕之后的危险和忧患，似乎没有引起更多关注，其实，“治”中蕴含者“乱”，中外历史不乏自此“走下坡路”的大量前车之鉴。

利益，确实能够在短期内调动极大的积极性参与到事业的洪流中。的确，精神信仰的力量不可忽视，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在“物质”力量匮乏的年代，不能不说，精神毅力的磨练起到弥补的作用；没有多少人去问“主义”能否、何时实现，勇敢地执着和坚信（“一定能实现”颇类宗教；知识只是辅助作用）代替了理性更多的诘问。理论的深刻自觉，那是党的少数高层，如同毛泽东用假设的口气言：如果我们党内有一二百个系统地、全面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即就我们今天来讲，为什么强调“核心、大局、看齐”等意识？其意义仍在于核心层或者说最高层的理性自觉、行动自觉非常重要。这说明，由于理论修养和行动表率的程度差异，不是“铁板一块”，在各个时期有理想动摇甚或信念叛变者，回头看，更如同大浪淘沙。多数人的“思想”离不开“利益”，这一点，马克思早就说得非常明白（对于纯洁的共产党人而言的，确实“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依靠经济发展，解决因生产力落后带来的贫穷、落后现象后，我们以科学的发展、新的发展理念调整这些年衍生出的系列问题。贫穷帽子的全部摘除、全面小康，将很快使民众脱离过去那种生存的困境，进入一个“衣食无忧”的时代。物质需要基本满足了，但精神信仰的需要很难相应地得到满足。相反，我们看到，相当一部分人失去行进的斗志，沉溺于物质生活的欲望中不能自拔、滞步不前。高楼大厦最近十多年间遍地林立，我们的精神大厦呢？

在高度评价过去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之际，我们并不讳言存在的种种问题，甚至有些还比较严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物质满足之后，社会层面的信仰阵地被蚕食、基层群众的精神信仰被他化，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扶贫不只是靠经济手段，文化信仰同样也要同样注意“扶起来”；一些人物质上极度富裕，但内心却追寻其他寄托。这也提示我们：“引领”不能停留在只是“实利”的表面，更需要无形的价值信仰贯穿其中。以党内思想理念、理想信仰影响党外、引领社会的前提是，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坚定”。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如果几千万党员的信仰能够坚如磐石，毫无疑问，对非党人士、广大群众的辐射力将非常强大、持久。相反，“老虎”腐败的背后，信仰资源又是多少的流失？物质生活好了，肉体骨骼之“钙”丰满了，信仰之钙、精神之钙却患上了“软骨症”，揭露出来的“毫无理想信仰”、“毫无道德情操”之表现，甚或降低到普通民众“做人”以下的水准。最近几年有节奏的“惩恶”，换个角度来说也是信心的恢复、信念的整治、信仰的高扬。倡导文化自信的背后实际上是精神和灵魂的重塑、再造。我们回顾“不忘初心”的动机，那是为了在起点上更校准；我们擎举“牢记使命”的旗帜，那是为了在目标上更精准。“解决的难题”、“办成的大事”，除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举措之外，还有这些看似很“虚”的心理无形层面。

习主席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指出，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这句话表明，理想信念的教育有很多方式，其中有文化的支撑、文化资源的依靠，绝非一下子就能够建立起来。尽管党的每一分子参加组织时要写认识、要进行宣誓，但言语上的“信”还要在实践中经受考验，仍需不断地通过各种方法进行强化。如何运用自己的文化优势来“坚定”呢？中纪委的文件同样指出，“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此观点与笔者早前发表的题为“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理想信念资源”一文不谋而合。理想和目标没有改变，而对之进行论证和辩护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同样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中国化”，亦可以认为，这一点亦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之一。此乃《共产党宣言》关于共产主义信念的重要发展之处。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前后、《共产党宣言》诞生七十周年左右，列宁将之理想创造性地变为苏维埃大国的革命成功现实；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七十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其勃勃生机的建设成就。这既是历史的接续、人民的选择，更是规律的胜利。

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乏仁智之见。若要从信仰角度看，当之无愧应为宋明以后“三家（教）合一”（儒、佛、道）形成的理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内核。“合一”不是在形下事功层面（形下无法合一），而是在形上本体层面。很多学人已经指出，心性本体为“三家合一”处。儒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葆真全性、佛家的明心见性，都是落在心性上。尤其是宋后儒家吸收道家、佛家思想，对于先秦孔孟涉猎很少的天性大谈特谈，甚至不避讳对死亡的研究（与孔子重生讳言死亡问题形成对比）——把它看作是一辈子“学力”最后也是最高的考验。尽管还保留者某种神秘性体验，但总的来说，可以不借助于外在宗教的力量，在哲学理性的人文范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终极关怀问题，谓之超越死亡不无亦可。它是基于修养工夫奠基出来的心性光明本体，用之于外，不但可超越一切世间名利之束缚羁绊，湛深实证实修者或能突破死亡限界制约，控制生死，满足了人们对永恒的心理渴望。此外，心性修养与意识的秘密有关，结合并推进对意识问题的当代哲学、科学研究，有助于为信仰的心理、生理根基奠定厚实的基础。有人把儒家看作是人文宗教。这一术语比较恰切地说明，它好像没有笼罩宗教来世的光环，却起到了类似的生命托付之功用。对“文庙”的演礼、供奉、祭拜等仪式，无形中传扬着人文的理念、超越的思考。董仲舒在儒学由“学统”转化为“政统”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他在理论上突出的“天”，不仅对最高权力形成一种制约，同时对掌控意识形态的知识阶层（“士”）、还有普通百姓的生活都有影响。“老天爷”的监督和内化，已经深深渗透在国人的心目中（有所谓“天道”、“天理”之说）。在科学日益昌明的今天，传统之“天”实际上早已转化为“规律”——违背了，就要接受其惩罚。在认知和利用之际，同样对之敬畏谨行必不可少。天赋予人，叫“天命”，其中最大的必然性成分即是死亡的限制。前期形神关系的辩论，实质上在传统社会的后期被深化为生死关系的关注。在道、理、气、心、性等话语系统讨论的极诣，达到一种“此心光明”（王阳明）、“心如太虚，本无生死”（高攀龙）实证境界。因此，阳明心学的背后，决非一般意义上的良知良能之观涵盖，毋宁言之在九死一生中通过悟修，透破生死牢关，艰难、煊赫“外王”社会事业的应用和完成，不过是其外表现而已。

如果我们对死亡问题仅仅停留于生理学的角度（或只做简单科学的说明），则无法满足人们对此心理深层的追寻。在世界上有几十亿人口信仰宗教的情形下，视而不见或无深度的圆满解释，将极大消弱理论的说服力。科学信仰也好、理想社会信仰也好，失守阵地的现象大量发生在我们身边（包括队伍的内部）。单纯的物质生活的提高亦无助于所有精神疑难杂症的根除（当然，这决不意味着，解决世俗问题不重要）。简言之，我们的理想和信仰之说，需要从理论上更加完善，并与百姓的心理感情、做人做事、生死体验关联，才富有生命力。在政策上，也不要简单地把“不搭界”的领域（无神论关注的是“生”、是现世，有神论关注的是“死”，是来世）彻底地对立起来，相反，“不搭界”或许恰恰能够形成某种道德伦理、人格修养、终极关怀上的互补。“共产党人不能信宗教”（不等于不去研究和认知乃至汲取其合理的成分——千百年来宗教文化，比如它的语言术语、建筑艺术、音乐艺术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乃是从彻底的“信仰”上对党内属员的要求。唯一的“信”往往具有排他性，不兼融。在从党内向党外的信仰引导、转化中，我们要重视并能说明各种信仰现象。将其作为敏感问题，不去触碰、直面，甚至人为设置限界，只能将很多非党群众的灵魂拱手交付给外来教派肆意侵蚀，进而失守“中华文化立场”。这样看来，倡导“心学”理念的背后，或许为新时代信仰的辩护指示一条不同于有别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很少触及的途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建构，将可在信仰的形上超越方面大放光彩，奠定完全异于宗教天国的新文明实证基础。

（本文刊登于《前进》2019年第2期。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杨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