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挖掘发展潜能视角发挥“60 后”退休群体的作用

在我国各年龄群体中，“60 后”有其特殊性。相对于“50后”“70后”，“60 后”群体其生命轨迹与国家发展和社会转型相伴，具有特殊的时代烙印。他们出生于计划经济时期，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既传承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又沐浴着市场经济的晨光。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 “60 后” 群体约 2.2 亿人，占总人口的 15.7%，其中近一半已退休。分析了解这一群体的特质和价值，充分发挥他们中退休人员的优势和作用，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挖掘社会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

一、历史坐标中的群体画像

“60 后” 的成长轨迹，始终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政策调整和社会变革紧密相连，形成了区别于前后代际的鲜明特征，烙印着政策与时代交织的独特印记。

在文化基因层面，他们是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体”。幼年时期，他们在中国式家庭教育中埋下传统文化的种子，亲历过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深度熏陶；青年时期，又率先接触港台流行文化、西方思想浪潮。这种双重文化浸润让他们既具有 “家国同构” 的集体思想，又具备初步的个体觉醒意识。据《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显示，60 后对 “孝道”“勤俭” 等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高达 82%，同时对 “个人奋斗” 的认同度也超过 70%，这种文化兼容性成为其独特的精神标识。

在家庭结构层面，他们是 “生育转型的枢纽者”。自身成长阶段，60 年代初我国总和生育率高达 5.8，多子女家庭普遍，他们中多数人拥有兄弟姐妹大家庭共同生活的记忆；而当他们进入生育期，计划生育政策已全面推行，“独生子女” 成为时代标配。数据显示，60 后所生育的子女中，独生子女占比超过 80%。这种 “自身多手足、子女仅一人” 的家庭结构反差，使他们既深谙亲情协作之道，又肩负着独子教养的特殊责任，成为连接传统多子家庭与现代核心家庭的关键纽带。

在教育经历层面，他们是 “高考重启的幸运儿”。1977 年高考制度恢复时，60 后正值 17-21 岁的黄金求学年龄，成为这一改变无数人命运政策的首批受益者。据教育部统计，1977-1982 年考入大学的学生中，60 后占比达 73%，他们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走进大学校园，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系统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这种教育经历让他们既保留着劳动人民的底色，又具备专业知识的素养，为后续参与国家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与 50 后多数因政策中断教育、70 后高考竞争已趋激烈相比，60 后恰好抓住了教育公平的历史机遇，这种独特性塑造了他们对 “知识改变命运” 的深刻信仰。

在职业发展层面，他们是 “计划分配与市场选择的亲历者”。青年时期，他们大多通过 “统包统配” 的方式获得工作，端过 “铁饭碗”，感受过计划经济下的职业稳定性；而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浪潮袭来，部分人率先 “下海”（部分被动下岗），体验了自主择业的机遇与挑战。这种双重经历，让他们既具备组织纪律性，又拥有市场适应能力和敏锐度。国家人社部数据显示，60 后群体中，经历过 “单位制” 工作模式的占比达 68%，同时有 23% 的人曾参与市场经济创业活动。

在住房福利层面，他们是 “福利分房的最后受益者”。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城镇职工住房主要依靠单位分配，60 后正值青年置业期，成为这一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据住建部统计，1998 年房改前，全国约 70% 的城镇职工住房为福利分房，其中 60 后占比达 55%。这种住房保障经历，让他们对国家政策有着更直接的获得感，也形成了相对稳健的财富观念。

从历史纵向比较来看，50 后更多受制于计划经济的束缚，70 后则完全进入市场经济竞争，而 60 后恰好站在两个时代的交汇点上。这种 “承前启后” 的历史位置，让他们既保留着对集体主义的深厚情感，又具备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 “过渡性群体”，这种独特性为其时代价值奠定了基础。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释放

“60 后” 群体的独特经历，使其在当前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中释放出诸多价值，这种价值既体现在精神文化传承层面，也作用于社会实践领域，构成多维赋能的时代力量。

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他们是 “活态的文化载体”。作为最后一代系统接受传统伦理教育的群体，60 后将 “家国情怀”“吃苦耐劳”“邻里互助” 等精神基因融入日常生活，并通过代际传递影响着下一代。在乡村振兴中，60 后村干部占比达 45%，他们既熟悉传统乡规民约，又能掌握现代治理理念，成为连接传统乡村与现代治理的重要纽带。在家庭中，60 后作为 “隔代教育” 的主要承担者，将传统价值观融入孙辈教育。据教育部调研，由 60 后祖辈照看的儿童中，对传统节日等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度比其他群体高 30%。这种文化传承的 “隐性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精神根基。

在代际融合促进方面，他们是 “沟通两代的桥梁”。既理解 50 后的集体主义情结，又能包容 80 后的个体意识，60 后在家庭与社会中扮演着代际调解者的角色。据《中国代际关系研究报告》显示，在多代同堂家庭中，60 后作为中间代，成功化解代际冲突的案例占比达 67%。在职场中，60 后管理者既保留着传统的权威式领导风格，又能接受现代扁平化管理理念，有效协调 70 后、80 后员工的工作关系，成为企业管理中的 “平衡者”。

在改革发展推进方面，他们是 “新老政策的衔接者”。作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60 后对政策变迁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验，当前许多 60 后仍活跃在政府、企业的重要岗位上。据统计，省部级领导干部中 60 后占比达 65%，大型企业高管中 60 后占比超过 50%，高级专业技术人员60后占比40—60%（2023年为基准）。他们既尊重改革传统，又能把握创新方向，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政策落地过程中，发挥着 “稳中有进” 的独特作用。在科技创新领域，60 后科学家占两院院士总数的 48%，他们既坚守基础研究的耐心，又具备成果转化的魄力，成为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坚力量。

这些价值的释放，源于 60 后群体特有的历史经历与精神特质。他们如同社会发展的 “稳定器”，在快速变革的时代中，既保持着对传统的敬畏，又拥抱创新的活力，为我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连续性与稳定性的双重保障。

三、价值开发的路径探索

综上所述，这一庞大的退休群体不是社会发展的 “旁观者”，而是蕴含着丰富经验与智慧的 “宝藏库”。60 后群体正逐步进入退休阶段，每年有2000万以上人员进入60岁及以上人群队列。开发其退休人群的价值，需突破 “老有所为” 的浅层认知，构建以退休人员为核心的全链条开发体系，聚焦退休人员的潜能激活与价值转化。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全国老龄委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的指导意见》，推动“银龄行动”拓面升级、提质增效，保障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利，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在政策保障层面，构建 “弹性退休 + 岗位适配” 的制度框架。针对 60 后退休人员，探索 “阶梯式退休” 机制，允许其根据健康状况、职业需求自主选择部分退休或全退休。对于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技术岗位的退休人员，建立 “银发人才库”，由政府牵头对接基层需求，如组织退休教师参与乡村教育帮扶、退休医生支援社区医疗等。数据显示，60 后退休人员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占比达 31%，若能实现 50% 的再就业率，可为社会新增约 300 万专业人才。同时，完善退休人员再就业权益保障，明确劳动报酬、工伤保险等政策，消除其参与社会服务的后顾之忧。

在社会平台层面，打造 “社区为基 + 兴趣导向” 的参与网络。以社区为单位建立 “退休人才服务站”，根据退休人员的职业背景、兴趣特长设立 “政策宣讲团”“邻里调解室”“技能传习坊” 等特色岗位。例如，组织有企业管理经验的退休人员担任社区小微企业 “创业导师”，邀请有文艺专长的退休人员组建社区文化队伍，既丰富社区服务供给，又为退休人员提供价值实现渠道。调查显示，60 后退休人员中 72% 希望参与社区公益活动，而当前实际参与率仅为 29%，社区平台的完善将有效填补这一缺口。

在市场转化层面，培育 “经验付费 + 灵活用工” 的新业态。鼓励企业开发面向退休人员的 “时间技能交易平台”，支持其通过线上咨询、线下指导等方式提供职业经验、生活技巧等服务，形成 “银发知识经济” 产业链。对于身体健康的退休人员，可对接交通疏导、社区治安、物流仓储、商超零售等行业的灵活用工需求，开发 “错峰就业” 岗位。据测算，60 后退休人员平均每月可提供 80 小时的有效劳动，若按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每年可创造约 2000 亿元的经济价值。同时，引导保险机构开发 “退休人员职业责任险”，降低企业雇佣退休人员的风险成本。

在能力提升层面，实施 “数字赋能 + 技能更新” 的培育计划。针对 60 后退休人员开展 “智能技术扫盲” 培训，帮助其掌握智能手机、在线办公、AI创作等基础技能，消除数字鸿沟带来的参与障碍。结合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开设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特色课程，助力退休人员适应新业态。数据显示，经过系统培训的 60 后退休人员，线上服务参与率可提升 40% 以上。此外，建立 “以老带新” 传帮带机制，组织退休技能人才参与职业院校实践教学，将工匠精神与实操经验传承给青年一代。

在激励机制层面，建立 “精神奖励 + 物质补贴” 的双重体系。对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的退休人员，颁发 “银发奉献奖章”“社区荣誉居民”“银龄行动模范” 等称号，通过媒体宣传其先进事迹，增强社会认同感。设立 “退休人员服务积分” 制度，积分可兑换公共服务优惠、文化娱乐福利等，激发其参与热情。在家庭层面，将子女支持父母参与社会活动纳入个人孝老敬老评价体系，营造 “子女鼓励、社会尊重” 的良好氛围。

60 后退休人员的价值开发，本质上是对人力资源的二次激活。他们的经验是历史沉淀的智慧，他们的热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通过政策引导打破体制壁垒，借助社会力量搭建参与平台，依靠市场机制实现价值转化，让 60 后退休群体从 “安享晚年” 走向 “再创价值”，不仅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更能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注入持续稳定的 “银发动力”。（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原书记兼主任  王深远）

责任编辑：杨炎雳